20世纪50年代“去意识形态化”思潮兴起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随着美苏冷战和后现代主义、虚无主义思潮的出现而发展。“去意识形态化”思潮是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对社会主义进行意识形态渗透的一种方式，其根本目的是消解社会主义意识形态、颠覆社会主义国家政权，最终以资本主义替代社会主义。苏联解体、东欧剧变、“阿拉伯之春”等政治事件背后都有这一思潮的推波助澜。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指出：“西方敌对势力一直把我国发展壮大视为对西方价值观和制度模式的威胁，一刻也没有停止对我国进行意识形态渗透”。近年来发生的歪曲历史、污蔑革命英雄以及各类“毒教材”事件，无不是西方资本主义披着“去意识形态化”的外衣对我国进行意识形态渗透的具体体现。随着互联网、大数据等技术的发展，人们进入数字化日常生活的时代，“去意识形态化”思潮便套上了数字化日常生活的马甲，其对华和平演变的手法也因数字技术和日常生活的特点呈现出更加隐蔽的样态。“越是微观的区域和生活细节中，资产阶级的权力关系的渗透就越具有深入性和根基性”。在数字化日常生活中，“去意识形态化”思潮对我国意识形态领域的隐蔽侵蚀具有不可忽视的危险性。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审议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决定》强调，要“聚焦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指导地位的根本制度”。因此，我们需要结合数字化日常生活的特点，准确识别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利用数字化日常生活消解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新手段，从而有针对性地提升我国主流意识形态的引领力和竞争力，巩固马克思主义在我国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
一、数字化日常生活中“去意识形态化”思潮的理论审视
随着数字智能技术的应用，人们进入数字化时代，人的生存环境和生活方式也随之呈现出新样态，日常生活的数字化成为常态，由此形成了数字化日常生活。在数字化日常生活中，中西方之间的意识形态交锋并未终结，反而愈加激烈复杂，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对我国进行意识形态渗透的方式也更加隐蔽多样。
1.作为意识形态场域的数字化日常生活
日常生活是一个常见的概念，泛指个体为了生存和发展经常自发开展的各种活动。日常生活以个人的经验、习惯、情感为基础，具有基础性、重复性、自发性、无意识性、经验性。每个人都是日常生活中的个体，也都是日常生活的主体。
日常生活是马克思主义的重要理论主题。尽管马克思恩格斯没有明确界定日常生活的含义，但他们肯定日常生活是感性世界的“个人的全部活生生的感性活动”，强调人的生存和发展需要是在日常生活中得到满足的。马克思认为，意识形态是对人的日常生活的反映，从人的现实生活中“可以描绘出这一生活过程在意识形态上的反射和反响的发展”。法国学者亨利·列斐伏尔基于马克思的异化理论和资本主义社会的尖锐矛盾，系统研究了日常生活。他认识到，现代资本主义利用技术、消费、侵蚀工人闲暇时间等方式渗入日常生活，从而达到控制人、剥削人的目的，由此导致了人的普遍异化。因此，他提出要对日常生活进行批判以实现社会的总体性变革。列斐伏尔还直接将日常生活与意识形态联系起来，认为“思想观念永远都在不间断地渗透进日常生活里，永远都在不间断地从日常生活里生长出来”。我国有学者区分了日常生活和非日常生活，认为日常生活主要指个体的自在世界，追求的是人的解放、自由和个性的全面发展，而非日常生活则是与日常生活对应的社会再生产或类的再生产活动，是自觉和自为的社会政治、经济和精神活动，并指出在当代社会中，非日常生活正借助数字技术、公共舆论等渗入和改造人的日常生活。该学者还认为，日常生活与意识形态关系密切，意识形态由日常生活引发，最终也将影响或改变日常生活，因而有必要从日常生活出发观察和研究意识形态问题。从上述观点可以得出两点结论：其一，日常生活是主体出于生存发展需要，基于经验、习惯、常识、情感等因素自发进行的重复性的物质活动和精神活动的总和，与自觉的有组织的非日常生活有着明显区分；其二，日常生活是意识形态生成的重要基础，其重复性、自发性、无意识性等特点意味着生活于其中的人的认识和观念会在无形中被影响和塑造，因而意识形态建设需要高度重视日常生活。
随着云计算、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技术的应用和数字经济的兴起，数字化深度融入人与人交往的全过程，人们进入了数字化时代。当数字技术渗入人的日常生活并产生广泛深入的影响，数字化日常生活也就逐渐形成。数字化日常生活是日常生活在数字化时代的展开，强调日常生活以数字技术为主要手段，数字技术对人们日常生活的方式和习惯进行重塑，以致于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都体现着数字化时代的运行逻辑。相较于一般的日常生活，数字化日常生活不仅呈现出更强的社交性、互动性、自在性、无意识性，而且具有可计算性、智能性等独特属性。此外，数字技术打造的虚实交融环境使数字化日常生活蕴含的感性因素更加丰富，数字信息的狂轰滥炸则使数字化日常生活呈现出更多的碎片化特征。
数字化日常生活的意识形态属性更加隐蔽，其中的意识形态问题也更加复杂。一方面，数字技术的驱动使意识形态传播呈现出日常生活化趋向。数字技术建构了一个多元信息共享和利用感性手段传播信息的平台，让人能够把更多信息纳入日常生活，为意识形态在日常生活中的广泛传播提供了可能性。在数字化日常生活中，网络空间成为意识形态生存的重要场域，网上网下的密切联系又使数字平台中蕴含的意识形态直接影响人们在日常生活中的言行，“意识形态治理正发生从文本化叙事向生活化叙事、制度化形态向日常化形态的转化”。数字化日常生活的无意识性和碎片化特点使人们对其中的意识形态“日用而不知”。另一方面，资本逻辑隐藏在数字技术中，以极其隐蔽的方式蔓延至全球，在资本逻辑与技术逻辑的耦合下，人的数字化日常生活不断被资本逻辑渗透乃至操控。在资本逻辑的作用下，资本主义意识形态利用数字观念和数字技术“对现代个体的日常生活进行围困，以碎片化的信息群打碎日常生活的完整叙事，以平庸化的时间体验消解日常生活的丰富多彩，进而导致当下生活的附魅”。在资本逻辑渗透的数字化日常生活中，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对我国进行意识形态渗透的方式和作用机制都将更加隐蔽。因此，在数字化日常生活中如何提升我国意识形态领域的治理效能，成为当前我国意识形态建设的重要问题。
2.作为资本主义意识形态的“去意识形态化”思潮
当前激烈的制度冲突看似趋于平静，但根源于社会存在的意识形态斗争问题却从未退场。随着中国在世界范围内影响力的提升和世界资本主义体系内部矛盾的尖锐化，以美国为首的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愈发重视自身的意识形态安全，并加紧对我国进行意识形态渗透。2019年，美国“将意识形态提升为一项国家战略，与经济、社会变革和国家安全相等同，并公开声称中国是其经济、意识形态的竞争对手”，竭力更新对我国进行意识形态渗透的手段，以推行“去意识形态化”思潮的方式实现消除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目的。
“去意识形态化”思潮兴起于20世纪50年代的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形成了以美国为首的资本主义阵营和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两大阵营对立的世界格局。为遏制社会主义阵营的发展，西方资本主义阵营从政治、经济、军事、思想文化与意识形态等方面与社会主义阵营展开全面对抗。由于军事冲突的高成本、高风险和思想文化输出的较低成本、隐蔽性、伪装性，利用思想文化侵略实施“和平演变”、进行意识形态渗透成为资本主义阵营瓦解社会主义阵营的重要手段，“去意识形态化”思潮正是在这一背景下产生的。以美国学者丹尼尔·贝尔、弗朗西斯·福山、塞缪尔·亨廷顿等为代表的西方研究者从不同角度宣扬意识形态终结论，推广“去意识形态化”思潮。其中，丹尼尔·贝尔在《意识形态的终结：50年代政治观念衰微之考察》一书中强调，西方意识形态具有“普世性”，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具有地区性并将走向终结；弗朗西斯·福山在《历史的终结与最后的人》一书中将西方的自由民主制度视为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法则，认为其是“‘人类意识形态演化的终点’和‘人类政体的最后形式’，并构成‘历史的终结’”，世界应当普遍选择资本主义制度和西式价值观；塞缪尔·亨廷顿在《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一书中预设西方文明具有优越性、“普世性”，并在此基础上提出国家之间和国际社会上的冲突主要源于文化和文明之间的差异、冲突，用不同文明之间的冲突取代不同意识形态之间的斗争。
可见，“去意识形态化”思潮主张淡化意识形态和政治立场，提倡绝对中立的价值观，试图在社会主义国家打造便于资本主义意识形态入侵的意识形态真空，具有去政治化、去思想化、去价值观化的特点。从本质上看，“去意识形态化”思潮并非真的要抛弃意识形态，而是资本主义国家为掩盖西方意识形态输出的真实目的，进而消解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制度、实现意识形态的西化和资本主义化的借口和手段。从哲学实质上看，“去意识形态化”思潮是本体论上的唯心主义、认识论上的形而上学、真理观上的相对主义：在本体论上，“去意识形态化”思潮无视社会历史的矛盾运动规律，否定社会存在对社会意识的决定作用，否认意识形态在阶级社会中作为上层建筑存在的必然性和必要性，妄图用纯粹的观念运动否定马克思主义、取消意识形态，进而否定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建立的社会主义制度；在认识论上，“去意识形态化”思潮脱离实践，用孤立、静止、片面的思维方式否认认识运动的辩证本性，无视人的认识活动是一个从实践到认识再到实践的不断深化过程，看不到马克思主义是与时俱进的科学，片面宣扬马克思主义在今天的中国已经过时，无视中国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取得的历史性成就，否认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在数字空间存在的合理性和生命力；在真理观上，“去意识形态化”思潮采取双重标准，“片面强调以‘普世价值’为基础的世界普遍史，最具代表性的就是所谓‘历史终结论’和西方宪政民主的永恒性”，坚持“西方中心论”，夸大西方资本主义的优越性，从而为西方资本主义的特殊利益张目。
可见，“去意识形态化”思潮并不是要消除一切意识形态，而是把矛头对准马克思主义和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思想的中国。它对社会主义制度的歪曲和抹黑只是为资本主义制度辩护，因此“去意识形态化”思潮本身就是一种资本主义意识形态，意在淡化乃至消除社会主义意识形态。
3.数字化日常生活中隐蔽存在的“去意识形态化”思潮
在数字化日常生活中，我国国内意识形态传播呈现出数字化、微观化、柔性化趋势，国际上“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速演进，敌对势力对我思想文化领域的渗透破坏更加剧烈，各种‘西化分化’‘和平演变’‘颜色革命’的图谋变本加厉”。当西方意识形态不断在数字化日常生活中制造“信息迷雾”时，西方国家对我国意识形态的渗透便以更加隐蔽的方式发挥更加显著的作用。
作为美西方“和平颠覆”社会主义中国的重要策略，近些年“去意识形态化”思潮在我国数字化空间中较为活跃。它不是以直接的政治斗争表现出来，而是在看似“意识形态无涉”的数字空间和日常生活中进行思想输出，其在我国数字化日常生活中的传播意味着资本主义对我国“和平演变”的隐蔽性更强。
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利用资本逻辑与技术逻辑的合流渗入我国数字化日常生活，使资本权力的技术操纵呈现出隐蔽性。法国思想家米歇尔·福柯曾立足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发展实际，结合资本权力扩张过程中对技术的依赖分析了资本权力规训的目的和手段。“现代西方社会的权力神经逐渐从显性转为隐性，权力的技术操纵以一种看似‘仁慈’的方式塑造人的所思与所行。”在资本规训下，数字技术作为资产阶级这一支配者的权力工具，规训着被支配者的认识、思想或偏好。一方面，被资本逻辑渗透的大数据、算法等数字工具通过全面收集与综合分析人在数字化日常生活中的生产生活数据，甚至达到了比人自己更了解自己的程度。数字工具对数字化日常生活主体的全面了解，使算法等工具在日常生活中拥有了相当的决策权。“算法将逐步从工具性地位上升到主导性地位，而人类个体则更多地沦为执行者并可能日渐丧失思考和决策能力”。另一方面，在资本逻辑主导下，数字平台打造出众多影音作品和作为资本逻辑运行载体的数字媒介。从传播方式看，数字平台利用碎片化的视频传播机制和观看体验，迎合了数字化日常生活中人的碎片化生存状态。然而，“过度的积极性还可以呈现为过度的刺激、信息和资讯，它从根本上改变了注意力的结构和运作方式”，人的感知因而变得分散化、碎片化、狭窄化和孤立化。在这种情况下，人甚至甘愿服从支配者的意志和利益，并形成潜在的、自觉的、服从于资本逻辑的自我约束和自我规训。在数字化日常生活中，人的感知方式的改变使得本就有多种变形的“去意识形态化”思潮更加难以被觉察。
二、数字化日常生活中“去意识形态化”思潮的隐蔽样态及其危害
当前国家间综合国力竞争日趋激烈，谁能够在数字化时代掌握舆论主动权，谁就能够在国际竞争中获得更大优势。“去意识形态化”思潮是西方对我国进行意识形态渗透以获得文化和舆论竞争优势的典型手段。这迫切需要我们分析和揭示数字化日常生活中“去意识形态化”思潮的隐蔽样态及其带来的风险。
1.意识形态终结论
意识形态终结论认为，冷战的结束宣告了资本主义的胜利，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之间的意识形态斗争已经结束，意识形态本身也不复存在。意识形态终结论在今天仍未终结，正“以特殊的文化理念和价值符号渗透现实生活并成为意识形态斗争的重要方式”。“去意识形态化”思潮正是意识形态终结论的另一个表述。在数字化日常生活中，“去意识形态化”思潮依旧打着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趋同化”或“意识形态不复存在”的旗号宣扬意识形态的“终结”，但其在传播手段上具有明显的数字化、符号化、生活化特征。
一方面，视觉符号是特定思想观念的象征，符号操纵“就如同某种你所呼吸的空气那样的东西，某种你感觉不到压力的东西；它无处不在，同时也处处不在，因此想要逃脱它的控制就异常困难”。“去意识形态化”思潮利用数字平台大肆宣扬西式思想文化，并将这类宣传冠以“中立、纯粹、自由的文明交流、学术探讨和艺术共赏”的名号，声称其不受价值理性的影响。在披上虚伪的面纱后，“去意识形态化”思潮又主观地将西方标准和西式审美视为高级的、开放的、独特的，号召我国民众要培养西方那样进步的文明追求和审美情趣。这些行为先入为主地将西方标准强加于我国，恶意丑化中国、美化西方。比如，以“艺术要雅俗共赏”为借口，制作出歪曲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丑化中国人形象的摄影作品、时装秀、雕塑作品，并对民众的批评意见作出“只是艺术观问题不要上纲上线”“要以开放包容的心态培养审美能力”“封闭的思想难以创造先进的文明”等颠倒黑白的回应。
另一方面，“去意识形态化”思潮借口“意识形态不复存在”，弱化宏大叙事，诱使我国民众尽可能少地在日常生活中探讨真理、意义、崇高等问题，而是沉溺在快感、愉悦、“小确幸”之中。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凭借其在智能技术方面的优势，利用算法推送机制渗入我国民众的数字化日常生活，在屏蔽数字平台上严肃性、政治性问题和评论的同时，大量推送琐碎的信息和娱乐新闻，把民众困在无谓的争端、奢靡的享受、空洞的幻想中。
总之，“去意识形态化”思潮在数字化日常生活中渲染的意识形态终结论，一方面为西方意识形态披上自由、平等、开放的外衣，将其投射进我国民众的数字化日常生活中，另一方面隐蔽而又霸道地暗示“好的资本主义”与“坏的社会主义”，旨在以资本主义制度取代社会主义制度。同时，意识形态终结论对宏大叙事的弱化又将削弱我国民众的政治敏感性和政治觉悟，从而使我国民众成为虚无的、没有政治性的人。
2.意识形态无用论
意识形态是反映一定经济关系、政治关系、阶级或社会集团利益和要求的思想体系，具有系统性、抽象性、理性化的特征，但其影响力的提升有赖于感性化的呈现方式。在数字化时代，随着人的自主性的提升和对自身内心世界的关注，人的感性需要和情感诉求的满足程度成为影响意识形态传播和作用效果的重要因素，意识形态建设的感性叙事愈发重要。“去意识形态化”思潮也呈现出感性渗透特征，以温情脉脉的感性诱导、隐蔽无形的共情体验渗入大众的数字日常生活，在不断降低人的防备的过程中，让人将系统科学的主流意识形态视为与己无关的无用之物。
第一，借助网络情绪搬弄是非、煽风点火，挑拨个人、集体、国家之间的统一关系，鼓动极端个人主义，将集体主义价值观视为过时的空想和思想控制的手段。情绪是人在实践中产生的生理和心理反应，有积极与消极之分。当人经常对某事物产生积极情绪，便会产生或者强化对该事物的信任和认同；反之，则会导致或者固化对该事物的怀疑和排斥。集体主义是社会主义道德建设的基本原则，强调国家、集体、个人三者利益的一致性。极端个人主义与集体主义相对，主张个人绝对自由和个人利益至上。“去意识形态化”思潮用“尊重个体、张扬个性”等充满同情和支持的感性话语美化个人主义，在网络空间中大肆宣扬“意识形态就是虚假的大道理，没有什么意义”“意识形态这种宏大叙事与作为普通人、小人物的我们无关”“日常生活是个人的自由空间，跟社会与他人无关”“只要老百姓过得好，什么主义都无所谓”等。这类“事不关己高高挂起”的非理性情绪不断包围民众、蒙蔽民众，让其误以为“去意识形态化”思潮和自己站在同一立场，是在为维护自身利益而发声。
第二，借助资本逻辑操控民众物欲，消解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阶级性、权威性、严肃性。资本以获取剩余价值、实现价值增殖为根本目的，资本逻辑是资本增殖过程中形成的资本运动的内在规律，是资本主义社会运行和发展的根本逻辑。在资本逻辑主导下形成的消费主义、泛娱乐主义是“去意识形态化”思潮的重要表现。节日是日常生活的一部分，利用节日制造或激发消费欲望是资本逐利的典型手段。以国际劳动妇女节为例，近年来，出于营销目的一些商家和数字平台将这一节日戏称为“女神节”“女王节”这类带有宗教意味或剥削意味的名称，打着服务女性、赞美女性的旗号大行消费主义，绝口不提女性如何通过劳动获得尊严和权利、否定女性自力更生的能力，忽略了这一节日旨在庆祝妇女在经济、政治和社会等领域作出的重要贡献和取得的巨大成就。这不仅消解了“劳动最光荣”的社会主义价值观，而且忽视了这一节日的确立过程是对国际社会主义妇女运动兴起和发展过程的反映。
意识形态无用论不仅看不到马克思主义蕴含的人民立场，无视人的社会属性和日常生活的阶级属性，把日常生活和非日常生活完全割裂开来，而且弱化了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阶级性、权威性、严肃性，将无产阶级对劳动权利的追求降级为去阶级性、去斗争化、去严肃性的空洞娱乐，其意图是在削弱乃至否认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科学性、淡化民众的阶级觉悟、消解日常生活的政治属性的过程中，让民众无意识地放弃个人政治权利和政治立场，无视我国主流意识形态的社会主义性质。
3.意识形态伤害论
“泛意识形态化”是与“去意识形态化”相对的一种错误思潮，是指“对于作为社会精神指南或支柱的意识形态所作出的泛化或过度化……出现了由意识形态过渡到或者混同于非意识形态的现象和事实，甚至出现了由于意识形态的问题而在同一种意识形态内进行的分化、裂解、变型和在同一意识形态下实施的论战、冲突、挞伐等”。“泛意识形态化”思潮过高地看待和处理意识形态问题，把意识形态斗争当作社会的主要矛盾，意图使主流意识形态绝对化、夸大化、泛滥化。
意识形态伤害论不断伪造虚假信息、传播消极情绪，对我国民众的数字化日常生活进行去政治化界定，把马克思主义抹黑为纯粹的统治工具，否定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设的正当性，诱导我国民众在数字化日常生活中误解、反感、排斥党和国家为巩固主流意识形态而作出的努力，以达到否认党和国家政策的合法性与合理性、弱化主流意识形态在民众日常生活中的影响力和实施效果的目的。可以说，给我国主流意识形态建设扣上“泛意识形态”的帽子已经成为“去意识形态化”思潮的主要表现形式。
4.意识形态真空论
“以传统政治话语表达的资本主义‘虚假意识形态’往往能够被较为清楚地辨识，但是以数字技术为媒介的文化话语却很容易被民众所忽视。”人们无法离开已融入日常生活且建构着日常生活的科学技术，“去意识形态化”思潮便借助现代科学技术提供的大众文化手段操纵我国民众的日常生活，其中的重要表现便是意识形态真空论。意识形态真空论不等于意识形态终结论，虽然二者都否定意识形态在特定条件下的存在，但前者侧重于从空间维度强调科学技术、网络空间、日常生活这些特定领域不存在意识形态；后者则侧重于从时间维度强调意识形态已经消失。意识形态真空论的实际目的是为具有意识形态风险的新兴领域披上无害的外衣，消除人们对西方价值观在我国新兴领域进行意识形态渗透的警惕心理。
“去意识形态化”思潮宣称科学技术与意识形态无涉，掩盖自身在数字化日常生活中的新变种。当前数字技术和数字思维已经成为人们日常生活的一部分，为了削弱和侵蚀我国民众在数字日常生活中的判断力，“去意识形态化”思潮坚持工具理性和价值理性互斥原则，不断宣扬意识形态只存在于政治领域，片面夸大网络空间的开放性和自由性、日常生活的随意性和自发性，妄言这些场域都是独立于意识形态的存在，人们可以自由自在地生活于其中。在这些思想的影响下，“网络空间是意识形态真空”“网络空间意识形态熄灭论”等“去意识形态化”思潮的新变种通过数字化网络渗入人们的日常思想和言行，互联网和数字平台似乎真的成了超阶级、超政治的空间。
但是，实际上“技术作为社会产物，自诞生起就负载价值”。因此，上述观点明显是唯心主义的，它们让我国民众放松警惕，误以为数字世界是相对于现实世界的独立世界，以便巧妙地将数字技术和数字平台的政治属性隐藏起来，为资本主义进行数字空间殖民、资本主义意识形态在我国数字化日常生活中潜滋暗长、最终以资本主义价值观蚕食社会主义价值观的生存空间创造条件。与此同时，意识形态真空论迷惑我国民众信任技术、崇拜技术、迷恋技术，使民众由不自觉地维护数字技术和数字空间秩序发展为甘愿被技术和资本秩序控制和奴役，使民众从崇拜技术、迷恋技术发展为崇拜技术发达的国家。总之，意识形态真空论作为“去意识形态化”思潮在数字时代的新表征，“没有脱离意识形态的本体，没有摆脱作为熄灭对象本身存在的宿命，依旧是资本主义意识形态的现实表达”。
三、数字化日常生活中“去意识形态化”思潮的解蔽
在数字化日常生活中，“去意识形态化”思潮威胁我国主流意识形态的安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民众的认同危机。我们需要在揭示数字化日常生活中“去意识形态化”思潮的隐蔽样态及其危害的基础上，探求有效的应对之策。
1.立足唯物史观，揭示“去意识形态化”思潮背后的资本主义物质关系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国内外各种敌对势力，总是企图让我们党改旗易帜、改名换姓，其要害就是企图让我们丢掉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丢掉对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信念。”唯物史观是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核心思想之一，巩固马克思主义立党立国的指导思想地位需要从唯物史观出发分析和应对各种敌对势力的敌对行为。立足唯物史观可以发现，中西方意识形态之争不是单纯的思想和主义之争，根源在于物质利益之争，资本主义推行“去意识形态化”思潮的根本目的在于扩大资本及其人格化的资本家的生存空间。因此，批判“去意识形态化”思潮，根本上在于揭示资本主义力图掩盖的物质利益关系。
资本逻辑反映了资本主义社会物质利益关系的内在运行规律，是资产阶级“去意识形态化”思潮产生的根源。因此，批判“去意识形态化”思潮要立足全球视角，揭示资本逻辑的实质及其在我国思想文化领域的扩张理路。具体来看，需要在系统研究“去意识形态化”思潮与资本逻辑的科学内涵、形成脉络、内在本质的前提下，向我国民众说明二者之间的深层关联；讲清楚在资本逻辑的支配下西方资本主义正在数字化日常生活中不间断地对我国进行意识形态输出，进而说明“去意识形态化”思潮在我国渗透的根本目的、作用方式、隐蔽特征和严重影响，以防范资本逻辑扩张为根本目标，应对数字化日常生活中的“去意识形态化”思潮。
与此同时，由于作为生产要素的资本对我国生产力发展具有积极促进作用，因而在我国经济建设过程中需要注意将资本限制在生产要素的范围内，发挥其有利于我国经济社会发展、提升我国民众维护和参与主流意识形态建设主动性的方面。在具体实践中，要搭建官方与民众互联互通共同推进意识形态建设的平台，在提升民众对“去意识形态化”思潮了解程度的基础上，鼓励民众主动发现并积极反映数字化日常生活中存在的“去意识形态化”思潮；对民众提供的能有效防范应对“去意识形态化”思潮、提升主流意识形态传播效果的思路和措施进行物质激励，动员起数字化日常生活中主流意识形态建设的全民力量。
2.扎根日常生活，加强我国主流意识形态的日常生活化宣传与建设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们要注意把我们所提倡的与人们日常生活紧密联系起来，在落细、落小、落实上下功夫。”越能在日常生活小事中获得受众认可的意识形态，越能在潜移默化中凝聚起社会共识。既然“去意识形态化”思潮通过渗入我国民众的日常生活谋求生存空间，那么我国主流意识形态建设就更需面向日常生活、融入日常生活，这既有利于我国主流意识形态在中西方思想文化竞争中赢得主动，也有利于发挥其对民众日常生活的规范和引领作用。
注重我国主流意识形态的日常生活化建设，要充分贴近民众日常生活，结合日常生活发展实际更新主流意识形态建设的理念和方式，使主流意识形态宣传契合民众的日常生活需要。在数字化时代，随着人的个性化程度和主体意识不断提升，个人的肯定性认识与评价对主流意识形态话语权的提升愈发重要，只有契合人的需要的意识形态才能真正融入人的心理和精神。因此，我国主流意识形态建设需注重四个“统一”：其一，坚持集体主义与个人利益相统一，既注重主流意识形态对社会发展的思想引领作用，又重视关照和满足民众在现实生活中不断变化的实际需要，提升主流意识形态的说服力和影响力。其二，坚持宏大叙事与微观叙事相统一，用民众习以为常的日常故事和日常经验阐释主流意识形态蕴含的科学真理，使主流意识形态的传播贴近人的生活实际和接受习惯，避免主流意识形态“浮于空中”而成为纯粹的政治说教。其三，坚持学理化阐释与通俗化宣教相统一，在保障主流意识形态的科学性和系统性的基础上，从人的日常生活中吸收主流意识形态建设和宣教经验，但同时要特别注意避免对主流意识形态的庸俗化和碎片化解读，避免对主流意识形态的一知半解式、断章取义式宣传。其四，坚持长期性教育与渐进式传播相统一。在上述措施的基础上，向民众讲清楚主流意识形态的日常生活化建设是为了确保社会主义文化安全，因而具有必要性和重要性；同时，充分发挥主流意识形态对日常生活思维方式的规范，逐渐弱化“去意识形态化”思潮对日常生活的隐蔽塑造。
3.注重协调推进，提升我国主流意识形态理性引导力与感性吸引力的平衡
意识形态作为理性与感性的统一，既有赖于系统理论增强其理论说服力，也需依靠对民众心理和情感的回应提升其感性吸引力。自发性、无意识性、感性化、碎片化是数字化日常生活的重要特征，这些特征既意味着以理论保障数字化日常生活政治底色的重要性，又凸显了民众的情绪、情感在数字化日常生活中的影响力。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国共产党第十八届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上指出，“我们党作为马克思主义执政党，不但要有强大的真理力量，而且要有强大的人格力量”。其中，真理力量强调了科学理论的理性引导力，人格力量则体现了党的优良作风对民众的感性吸引力。因此，为了提升我国民众在数字化日常生活对“去意识形态化”思潮的防范意识、增强其对主流意识形态的认同，必须实现主流意识形态理性引导与感性吸引的高度统一。
一方面，在提升主流意识形态理性说服力的同时注重观察民众情绪，加强主流意识形态的感性建设。其一，加强对“去意识形态化”思潮的感性化解读。结合“去意识形态化”思潮渗透的重点领域和突出表现，了解其对民众情绪、精神世界产生的消极影响和作用机理，进一步了解由此反映出的我国民众在情绪、精神方面不断变化的诉求，并提供针对性的解决方案；其二，将作为系统化理论体系的意识形态以感性形式表现出来，是提升民众对主流意识形态感性认同的重要路径。加强主流意识形态感性治理，需要充分了解民众心声，关注民众在重大社会事件中的情绪变化，并合理引导愤怒、失望等消极情绪，不断满足民众的情感需要；需要加强对主流意识形态的直观化、具象化转化，不断创造出接地气的主流意识形态作品。
另一方面，在提升主流意识形态感性吸引力的同时注重保持不偏离政治方向。主流意识形态的感性建设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指导地位，“不能因为强调用户思维和场景思维就遮蔽了政治思维和价值思维，不能因为吸引流量和制造流行就削弱了主义和思想，不能为了追求活泼和热度就丧失了深度和严肃”。因此，在主流意识形态感性建设过程中，要向民众做好政治宣传，向民众讲清楚数字化日常生活蕴含的意识形态属性，确保数字化日常生活的政治底色，既要保障我国主流意识形态在数字化日常生活中的理性引领力，也要防御“去意识形态化”思潮对我国数字化日常生活的侵蚀。
4.把控应用方向，强化我国对数字智能技术的社会主义治理和应用
数字智能技术与日常生活的交融赋予数字化日常生活新特点，也为“去意识形态化”思潮的渗透创造了条件。面对数字智能技术对意识形态的影响，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探索将人工智能运用在新闻采集、生产、分发、接收、反馈中，用主流价值导向驾驭‘算法’”。因此，强化数字技术的社会主义治理和应用，既要识别和应对“去意识形态化”思潮在我国数字空间扩张的新策略，也要确保和提升主流意识形态在我国数字空间的传播效果。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坚持人民至上，强化数字技术的社会主义治理和应用，归根到底就是要在数字智能空间强化“‘人民—数字’的全新模式”。
一方面，确保数字空间意识形态治理的人民立场，使我国数字意识形态建设服务于人民。其一，利用新技术使主流意识形态宣传方式生动化、多样化，使主流意识形态宣传内容贴近日常生活、符合不同民众的认识和思维特点，为民众提供个性化、高质量的意识形态宣传作品，让主流意识形态真正走入民众心中；其二，加强对“去意识形态化”思潮的专业技术监管和防范，在全媒体平台设置网络信息动态监测系统，用技术过滤相关资讯和评论。对于涉及“去意识形态化”思潮的热点社会事件，相关部门需在数字平台作出及时回应，引导民众思想认识不被诱导跑偏。同时，结合“去意识形态化”思潮隐蔽而又形态多样的特征，运用专门技术进行跟踪调查，及时识别与公布“去意识形态化”思潮的新样态及其对我国进行意识形态渗透的新方式。
另一方面，对人们在日常生活中的技术思维进行改造，提升民众识别数字信息、利用数字技术的能力。数字技术“智能、精准和共享的特点对日常生活的意义……在于改变日常生活中的社会成员对待技术的思考方式，即由原先对技术平台的被动依靠与盲目享用，转为主动认知技术、全面掌握信息和合理定位技术影响”。因此，需要专门部门为民众制作针对性的教育培训内容，为民众提供识别和应对“去意识形态化”思潮的经验分享平台等，这些策略可以让民众认识到数字技术和网络空间并非像西方宣传的那样绝对中立，“去意识形态化”思潮会披上各种外衣侵入数字化日常生活，从而提高民众对网络数据和日常生活信息的理性鉴别能力和有效应对能力。
通过探究“去意识形态化”思潮的发展过程及其本质可以发现，这种思潮在今天不仅没有消失，反而在我国民众的数字化日常生活中呈现出极为隐蔽的新样态，给我国主流意识形态建设带来了严重的消极影响。面对数字化日常生活中“去意识形态化”思潮的隐蔽样态及其危害，需要立足唯物史观，从扎根日常生活、协调理性与感性、把控技术应用方向以寻求揭开其“面纱”、化解其风险的策略，在数字化时代继续推动我国主流意识形态融入民众日常生活、提升应对西方意识形态输出和渗透的能力与针对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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