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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工智能发展、生产方式变化与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实现

发布日期:2026-04-03 作者: 来源: 点击:


当前我国已经进入扎实推进共同富裕的历史阶段,学界对共同富裕实现的理论和实践问题进行了大量研究。共同富裕的实现是个长期的过程,经济运行中的很多因素都会对该进程产生影响。习近平总书记明确指出:“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有力推动了经济发展,也对就业和收入分配带来深刻影响,包括一些负面影响,需要有效应对和解决。”能够模拟甚至替代人脑功能的人工智能的发展,将对生产力发展、生产(劳动)方式、生产关系、交换关系和分配关系等产生重大影响,因此也将对我国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实现产生重要影响。

一、马克思主义理论视阈中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实现机制

说到共同富裕,人们很容易将其理解为物质生活共同富裕,即全体人民通过辛勤劳动和相互帮助最终达到丰衣足食的生活水平。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人们越来越重视情感和精神需要的满足,越来越注重情感的充实和精神的富足,精神生活共同富裕理应成为共同富裕的内容。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们说的共同富裕是全体人民共同富裕,是人民群众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都富裕”。精神生活共同富裕是个体精神生活在总体上得到较高满足乃至充分满足的一种状态。综合学者们的研究,精神生活共同富裕(狭义)主要包括心理安康、情感充实、精神富足、人格(个性、能力、道德品质)发展等内容。随着经济社会的进一步发展,个人和社会追求达到一种更为完满和理想的状态,马克思恩格斯为我们找到了这种个人和社会发展的理想状态:“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以每一个个人的全面而自由的发展为基本原则”。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促进共同富裕与促进人的全面发展是高度统一的。”综合学者们的研究,人的自由全面发展主要包括自由自觉的活动、能力的全面发展、人格的全面发展、社会关系的全面发展。精神生活共同富裕(狭义)和人的自由全面发展又可以归入广义的精神生活共同富裕。

根据共同富裕的内涵,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实现,首先,需要社会能够供应充足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其次,每个人要有足够的支付能力购买物质产品和精神产品;最后,全体人民心理、精神方面的满足和富足状态需要社会在生产过程、劳动方式、工作环境、竞争秩序、闲暇时间等方面提供良好条件。可以看出,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实现是一个极为复杂的系统和过程,而人工智能的发展将为此注入新的动力。有关人工智能发展(技术进步)、生产(劳动)方式、生产力发展、生产和分配及消费关系(生产关系)、精神状态及发展之间关系的研究必须纳入马克思主义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矛盾运动的分析框架。根据该分析框架,我们可以全面深入研究人工智能发展对生产力发展、生产(劳动)方式变化、所有制结构、分配关系、精神状态及思想观念等的全面影响,并探索人工智能发展推动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实现的机制。

第一,人工智能发展将推动社会生产(劳动)方式发生变化,为共同富裕的实现奠定基础。作为能够模拟甚至替代人脑功能的技术,人工智能发展能全面革新生产工具,导致生产资料对于劳动的大规模替代,推动生产自动化的发展,为生产力发展、生产关系变化和社会结构变化奠定基础。

第二,人工智能发展将推动生产力的快速发展和物质财富的大量积累。生产力的发展是共同富裕实现的物质基础:物质财富的充裕是共同富裕的应有之义,也是实现全体人民精神生活共同富裕和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的前提和基础。人工智能发展能推动生产自动化发展,推动源自科学技术和分工协作的自然力成为物质财富生产的主要贡献者,为生产力发展注入新的动力。

第三,人工智能发展能推动公有制经济发展壮大。生产资料公有制是共同富裕实现的制度基础:生产资料公有制的存在和发展有利于促进生产力的发展,也是实现公平分配、推动全体人民收入提高的分配制度建立和发展的基础。作为战略性技术,人工智能的发展能推动社会化大生产的发展,并增强公有制企业在市场上的竞争力,从而推动公有制经济发展壮大。

第四,人工智能发展能推动有利于实现共同富裕的分配制度的发展完善。分配制度的发展完善是共同富裕实现的关键,社会如果在财富被大量生产的过程中走向两极分化,共同富裕就难以实现。当前,我国实行的以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制度是实现共同富裕的制度保障。随着人工智能技术的快速发展并大规模替代人的劳动,以劳动参与为基础的分配制度就需要进一步向前发展。

第五,人工智能发展与全体人民精神生活共同富裕(广义)的实现。除了以物质生活共同富裕的实现为基础,全体人民精神生活共同富裕的实现还需要社会为每个人提供生产、生活和成长的良好的社会条件。人工智能发展推动的生产自动化发展意味着社会建立以人工智能为中心的物质财富生产的分工协作体系,为旧分工的消除和人的解放奠定基础。人工智能发展还将促进公共服务和精神产业的发展,增加人们的闲暇时间,从而推动全体人民精神生活共同富裕的实现。

二、人工智能发展、生产方式变化与生产力的发展

作为战略性技术,人工智能能提升生产要素的质量,变革生产要素的组合方式,从而改变生产方式,促进生产力发展。

1.人工智能发展及其对劳动替代的发展趋势

学者们对人工智能的内涵已有很多研究,认为人工智能具有两个特点:人工智能会学习,人工智能的类人智能属性。人工智能由基础设施层(硬件/计算能力、大数据)、算法层(机器学习、深度学习)、技术层和应用层组成,其中,机器学习是指利用算法使计算机能够像人一样从数据中挖掘出信息,它是计算机系统通往智能的技术途径。可以看出,人工智能的功能发展或者说接近于人的功能的程度取决于硬件的发展、算法的进步和数据的增加。基于时间的无限性,硬件发展、算法进步和数据增加都不会有外在的界限,可以认为,人工智能功能的发展会不断向接近于人类智能的方向发展。学术界普遍将人工智能的发展划分为弱人工智能、强人工智能和超人工智能,将强人工智能(又称通用人工智能或完全人工智能)定义为可以胜任人类所有工作的人工智能,将超人工智能定义为比世界上最聪明、最有天赋的人类还聪明的人工智能系统。

当然,人工智能永远无法达到人类智能的程度,不能完全替代人类智能。人工智能以电子设备为基础,由数据、指令、程序等组成,不具有生命和自我意识,也不可能产生情感、思想和道德;人工智能无法像人那样具有精神性(灵魂),是人工智能与人类智能的本质区别。与人类智能相比,人工智能的学习以硬件、数据、算法为基础,学习过程和方式、范围在人的控制之下,实质上是知识和信息的处理过程,并不能产生新的知识和信息,即人工智能不具有创造性。

人工智能不具有精神性和创造性,因此人工智能不能替代精神性劳动和创造性劳动,其他非精神性的重复性劳动则易被人工智能替代。根据各类型劳动的内涵以及国家职业分类大典修订工作委员会组织编写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职业分类大典(2015年版)》对于每一个职业的详细描述:基于精神性劳动的职业主要包括管理人员、部分专业技术人员(科研、教学、卫生、文学艺术等领域)、生活服务人员等;基于创造性劳动的职业主要包括管理人员、专业技术人员等;除此之外的职业,包括农、林、牧、渔业生产及辅助人员、生产制造及有关人员、办事人员及有关人员、社会生产服务(包括金融、批发零售、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等行业)人员等属于基于非精神性的重复性劳动的职业;无论从职业的数量,还是从就业的总量看,基于非精神性的重复性劳动的职业和就业都占绝大多数,因此,随着人工智能的快速发展和应用,人工智能将逐渐大规模替代人的劳动。

2.人工智能发展背景下生产方式的变化和生产力的发展

人工智能逐渐大规模替代人的劳动,自动化的生产方式将成为物质财富生产的重要方式甚至主要方式。在第一、第二产业等物质生产领域,以及第三产业的部分行业,企业在生产经营过程中只需要较少的管理人员、研发人员、技术人员以及辅助人员,其他人员包括在机器旁边的操作人员、生产辅助人员、经营支持人员等将被人工智能大量替代。当前,人工智能的发展和应用已经展现出大量替代劳动的趋势和潜力。就第一产业而言,我国技术水平还比较低,但在西方主要发达国家,机械化、信息化和智能化已经使其第一产业就业比重降至1.2%—3.4%。在制造业领域,工业机器人的使用在快速增加,尤其在汽车、电子和金属行业。在社会生产服务领域,金融科技迅速发展正在对银行业的就业形势产生深远影响,银行员工数量正在明显减少。在交通运输领域,劳动替代和自动化正在稳步推进:港口运营无人化在快速发展,已经出现了“无人码头”,自动驾驶技术正在迅速实用化,无人驾驶出租车已经开上街头,可以想象,自动驾驶技术的成熟终将根本改变交通运输业的面貌。批发零售行业的劳动替代和智能化趋势表现不明显。

马克思早就阐述了生产自动化的表现和趋势:“当工作机不需要人的帮助就能完成加工原料所必需的一切运动,而只需要人从旁照料时,我们就有了自动的机器体系” ;“劳动资料经历了各种不同的形态变化,它的最后的形态是机器,或者更确切些说,是自动的机器体系”。随着人工智能的发展,企业用包含大量人工智能技术的生产资料替代劳动力高效生产出大量产品。一直以来,产品和财富都是在劳动者和生产资料共同发挥作用的情况下生产出来的,在人类社会的早期,劳动的作用更加重要,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生产资料的作用越来越重要。马克思指出:“随着大工业的发展,现实财富的创造较少地取决于劳动时间和已耗费的劳动量,较多地取决于在劳动时间内所运用的作用物的力量,而这种作用物自身——它们的巨大效率——又和生产它们所花费的直接劳动时间不成比例,而是取决于科学的一般水平和技术进步,或者说取决于这种科学在生产上的应用。”这种“作用物”的力量,根源于科技的力量,或者说根源于自然力的力量。马克思系统地揭示了自然力的来源和效能。除了自然界,自然力的来源还包括科学技术和分工协作。马克思指出:“科学作为社会发展的一般精神产品……表现为自然力本身,表现为社会劳动本身的自然力”;“我们已经知道,由协作和分工产生的生产力,不费资本分文。它是社会劳动的自然力”。自然力的利用可以提高生产力,正如马克思指出的,“大工业把巨大的自然力和自然科学并入生产过程,必然大大提高劳动生产率”。 “撇开自然物质不说,各种不费分文的自然力,也可以作为要素,以或大或小的效能并入生产过程。它们发挥效能的程度,取决于不花费资本家分文的各种方法和科学进步。”因此,自动化生产的实质是,源自科学技术、分工协作的自然力取代劳动力成为物质财富生产的主要贡献者。

人工智能的发展推动自动化生产方式成为物质财富生产的重要方式甚至主要方式、自然力成为物质财富生产的主要贡献者,极大地推动了生产力的发展和社会财富的积累。当劳动在物质财富生产中扮演更加重要的角色时,财富生产存在天然的限制:首先,劳动力的再生产存在天然的限制,人口的增长率存在自然的界限,劳动者素质提高需要较长的时间;其次,劳动者参与生产过程也存在天然的限制,人的体力和精力是有限的,人需要休息、睡觉,体力和脑力付出之后需要时间恢复。自然力成为物质财富生产的主要贡献者则突破了财富生产的这种天然的限制:生产资料增加的速度,人工智能技术的积累和进步速度,都比劳动力增加和素质提高的速度要快得多;如果需要的话,生产资料可以持续不断地运行,当然这样也会加快生产资料的损耗。

当然,在促进生产力发展及为共同富裕的实现奠定一系列基础之外,人工智能发展也将给经济和社会运行带来巨大的挑战。人工智能大规模替代劳动将导致社会失业率上升,而其对于非精神性的重复性劳动的大规模替代将使失业集中出现在一些行业和领域,增加了社会应对的难度。人工智能发展和应用也将对收入分配产生重大影响,会导致企业间收入差距、工资收入差距、城乡收入差距的扩大,更重要的是,人工智能发展及大规模替代劳动之后将颠覆传统的以劳动参与为基础的分配制度,对社会提出了分配制度改革的重大课题。此外,人工智能发展和应用还将带来法律、伦理、安全等方面一系列的问题和挑战。如何应对这些挑战,充分发挥人工智能发展对经济和社会发展的正效应,是摆在每一个国家政府面前的重大课题。

三、人工智能发展、生产方式变化与公有制经济的发展壮大

生产资料公有制是共同富裕实现的制度基础,人工智能的发展将推动公有制经济尤其是全民所有制(国有制)经济发展壮大。

1.人工智能发展与生产社会化的发展

生产社会化是生产资料公有制的生产力基础,其内涵包括三个层面:(1)生产资料使用的社会化,生产资料从单个人、少量人分散使用变为大批人共同使用,集中表现为企业生产规模的扩大、生产的集中化和大型化;(2)生产过程的社会化,生产过程从一系列的个人行为变为一系列的社会行为,集中表现为分工和协作的发展;(3)产品的社会化,市场主体生产出的产品通过交换供应整个社会,企业和个人消费所需的种类繁多的生产要素和产品通过高效的市场由数量庞大的市场主体进行供应。

人工智能的发展将极大地推动生产社会化的发展:(1)人工智能发展推动生产自动化将使企业能够扩大生产的规模。企业的合理规模取决于边际交易费用和边际组织成本的权衡。交易费用是利用价格机制的成本,组织成本是企业的管理成本,既包括维持各级管理机构正常运行所消耗的成本,也包括企业内部的代理成本以及由于管理效率下降所增加的那部分成本。随着生产自动化的发展,企业内人员数量及相应的职能机构将大量减少,企业的组织成本将大幅降低。组织成本的降低将扩大企业规模的边界。(2)人工智能发展将推动分工和协作的发展。分工对劳动生产率提高、经济发展、社会进步具有重要的意义。马克思恩格斯指出:“分工是迄今为止历史的主要力量之一。”社会分工是生产资料和社会劳动在不同领域、不同部门之间的一种客体性划分,它是以生产工具、劳动对象、劳动产品的多样性为标志的一种在技术形式上的分配。生产力的发展是推动社会分工发展的基本力量:科技进步会产生新的产品、创设新的部门和新的生产方式,技术进步推动的生产资料的改进使生产操作更细化、更简单,推动纵向分工的发展;人工智能作为智能型技术,将为推动技术进步和生产资料改进注入新的强大动力。在分工发展的基础上,人工智能推动交通、通信等互联互通技术的发展,使生产之间的衔接更为便利,推动了分工基础之上协作的发展,使整个社会成为生产的便捷而高效的庞大网络。(3)人工智能发展将推动市场的扩大和交换的发展。生产力和分工的发展,为市场的扩大和交换的发展奠定坚实的基础,而交通、信息、人工智能等技术的发展,将极大降低交易成本、信息成本和决策成本,推动交换效率的提高。

2.人工智能发展与公有制企业竞争优势的增强

人工智能的发展将增强公有制企业尤其是国有企业在市场上的竞争优势。美国学者迈克尔·波特提出的“钻石模型”研究了一个国家使其公司和产业保持竞争优势的能力即国家竞争优势,认为国家竞争优势由要素条件、需求条件、支持性产业和相关产业、公司的战略、结构和竞争对手等四个因素决定。该理论的主旨是为了评判和阐述不同国家之间企业的竞争优势,也可以用来评判和阐述一国之内不同企业(如公有制企业和非公有制企业)的竞争优势。由于国内所有企业面对的需求条件、支持性产业和相关产业等条件是一样的,因此,可以从要素条件与企业的战略、结构、竞争两个方面来比较这两类企业的竞争优势。

在公有制企业方面,我们以“中央企业”(以下简称“央企”)为例进行阐述。根据财政部和国务院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官方数据,除了行政性央企和文化类央企,我国共有央企(普通央企和金融央企)124家,主要分为军工军产类、能源资源类(石油化工、电力、冶炼采矿)、电子信息通信类、机械制造类、交通运输类(航空、铁路、海运)、基建类、农林类、金融类央企,分布在采掘业、制造业、服务型工业、建筑业、交通运输业、农业、金融业等领域。如前所述,这些行业中的职业,包括农、林、牧、渔业生产及辅助人员、生产制造及有关人员、社会生产服务人员等属于基于非精神性的重复性劳动的职业,是最容易被人工智能替代的职业,也就是说从行业属性上,央企所在的行业是最适合使用人工智能技术的行业。

根据波特的“钻石模型”,要素条件是指人工、耕地、天然资源、资本与基础设施等。相比私有制企业,公有制企业尤其是央企,无疑具有资本(资金)的优势:央企的资金来源以整个国有经济体系的利润和国家财政收入作为后盾;央企所在的军工军产、能源资源、交通运输、基建等领域事关国家安全和长远发展,属于国家重点投资领域。党的二十大报告在总结过去10年取得的成就时指出:“十四亿多人的粮食安全、能源安全得到有效保障……机场港口、水利、能源、信息等基础设施建设取得重大成就”,并在如何推动高质量发展方面提出:“推动国有资本和国有企业做强做优做大,提升企业核心竞争力”,“在关系安全发展的领域加快补齐短板,提升战略性资源供应保障能力”,“构建现代化基础设施体系”等。随着人工智能及生产自动化的发展,以及我国经济发展和综合国力的提高,公有制企业尤其是央企的资本优势更加明显,能够更早购买技术更加先进的包含人工智能技术的生产资料,从而获得超额利润,反过来又进一步推动公有制企业的发展。以基础设施中的港口为例,近些年媒体相继报道了上海洋山港、青岛港、天津港等港口无人码头的建设情况和成效,反映了我国基础设施领域人工智能技术的应用、成效以及产业和企业竞争优势的增强。

波特的“钻石模型”认为企业的目标、战略和组织结构是影响企业竞争优势的另一个关键要素。公有制企业尤其是央企,在目标和战略上更加注重企业的长远发展,还兼顾社会目标,因此,相比于私有制企业有可能相对忽略利润目标,能及早采用更加先进的技术尤其是人工智能技术,增强企业的竞争优势。影响企业竞争优势的其中一个重要因素是组织结构,在不同类型的企业中,会出现不同的委托代理关系结构。委托代理关系是指一个人或一些人(委托人)委托另一个人或一些人(代理人)根据委托人利益从事某些活动,并相应地授予代理人某些决策权的契约关系,投资者—经营者之间的委托代理关系是其中最重要的委托代理关系。委托人与代理人的目标不一致、信息不对称、契约不完全等,导致容易产生委托代理问题,损害委托人的利益。公有制企业存在更为复杂的委托代理关系,尤其在国有企业,存在全民—国家—政府—个人代理人之间多层次的委托代理关系,这将导致更为严重的委托代理问题。随着人工智能发展推动生产自动化的发展,企业中劳动者的数量大幅度减少,将极大简化公有制企业内部的委托代理关系,大幅减少委托代理问题,使公有制企业尤其是国有企业的竞争优势得到增强。

综上,人工智能及生产自动化的发展将改变市场经济条件下公有制企业与私有制企业之间的竞争态势,增强公有制企业尤其是国有企业的竞争优势,使公有制经济在国民经济中所占的比重上升。

四、人工智能发展与推动共同富裕实现的分配制度的发展

人工智能发展将推动物质财富的大量生产,共同富裕的实现还需要这些财富相对公平地分配给全体人民。当前,我国实行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在人工智能大规模替代劳动之前,我国生产力发展、生产方式及其他方面的条件都未发生根本变化。因此,以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制度也不会发生变化,保证了财富相对公平地分配给全体人民,向实现共同富裕稳步迈进。

生产的结构决定分配的结构。当人工智能快速发展并大规模替代劳动,自动化生产成为物质财富生产的重要方式甚至主要方式时,传统的以劳动参与为基础的分配制度就必然要发生变化,依靠社会保障制度也无法让大量失业人员实现共同富裕的目标。很多学者提出了“全民基本收入”的方案。全民基本收入是指一个政治共同体向所有成员支付的一项收入,这种收入是以个人为基础的,没有经济状况审查或工作要求。全民基本收入方案被认为能够较好应对结构性失业、解决贫困问题、促进自由与经济安全感等。随着人工智能发展推动生产力发展、生产(劳动)方式、所有制结构等的变化,全民基本收入方案逐渐具备实施的必要性、正当性和可行性,正如本文后面要展开论述的,对于全民基本收入方案实施必要性、正当性和可行性的论证是围绕自然力的来源、特征和效应展开的。

如前所述,人工智能快速发展及全面应用将推动人工智能大规模替代人的劳动,自动化生产成为物质财富生产的重要方式甚至主要方式。自动化生产的实质是源自科学技术、分工协作的自然力取代劳动力成为物质财富生产的主要贡献者,这意味着生产力发展和科学技术的进步极大地减轻了人的负担,使人们可以享受更多的轻松和休闲。此外,自动化生产成为物质财富生产的重要方式甚至主要方式,将极大改变生产过程,使生产过程中工作任务的划分和衔接更加高效,这样,劳动者参与生产的方式和报酬支付将变得极为灵活:从零星参加工作到全职工作,在线或线下,工作地点安排在企业、家里或个人及企业认可的任何地方,报酬数量多少不等。此时,如果仍然实行传统的社会保障制度,劳动者和非劳动者识别、参加社会保障的标准及获得社会保障的水平的确定等都将变得极为困难。

人工智能发展背景下的自动化生产意味着源自科学技术、分工协作的自然力成为物质财富生产的主要贡献者,而全体人民又是自然力产生的主要贡献者:科学技术的发展,是全体人民学习、积累和创新的结果,知识分子和发明家等少数人为科学发展和技术进步作出了巨大的贡献,他们创造的知识和技术同样构成全体人民的精神财富,各国的专利立法一般都规定,专利技术过了专利保护期后属于全体人民;协作和分工的发展,是生产力发展、科学技术进步的结果,是社会上各企业、各组织和所有个人通力合作的结果,也可归于全体人民的贡献。按照财富生产的贡献进行分配符合社会主义的分配正义观。当然,马克思反对从抽象的正义原则出发讨论分配问题,认为分配的结构完全决定于生产的结构,而且不同阶级对于正义原则的认识并不相同。但正义原则并非毫无意义,代表先进生产力的阶级的正义观具有相对合理性,体现了先进阶级的利益诉求,其践行有利于生产力的发展。我国是社会主义社会,当然要从劳动人民的正义观出发评判分配的正义性。我国现阶段按劳分配及要素按贡献参与分配的原则,就体现了按照财富生产的贡献进行分配的社会主义分配正义观。

如前所述,人工智能快速发展推动自然力成为物质财富生产的主要贡献者,极大地推动了生产力发展及物质财富的大量积累。实施全民基本收入方案,需要国家掌握大量收入,国家首先可以通过征收各种税收来获得更多的收入。其中,人工智能发展推动生产力发展和国民收入增长,通过征收所得税可以将企业的部分利润尤其是超额利润归集到国家手中;在人工智能快速发展及应用过程中,更早采用人工智能技术的部分企业将获得超额利润,随着竞争的加剧及更多企业使用人工智能技术,产品或服务的价格将下降,部分企业的超额利润逐渐消失,整个行业的利润率也会下降,此时如果国家征收较高的数字税、机器人税等,将阻止或延缓产品或服务价格下降,将更多收入转移到国家手中,成为全民基本收入方案的资金来源。但仅靠税收还难以保证全民基本收入方案实施所需的足够资金,此时需要国有企业将更多利润转移到国家手中。国有资产属于全体人民,其投资和经营积极性不会受利润转移的影响。国有企业的利润转移是全民基本收入方案实施的关键。即使在非社会主义国家,在人工智能大规模替代劳动的情况下,同样需要为大量的失业人口提供收入,此时,国家的收入来源只能依靠税收体系,预料其全民的税收负担将会非常沉重,从而严重影响其经济发展。

此外,参与生产的包括资本、劳动力、土地等生产要素仍然按贡献参与分配,获得相应的收入,收入的份额由市场决定。

在人工智能大规模替代人的劳动、生产力快速发展的过程中,将生产出的大量财富相对公平地分配给全体人民,既是人民生存和发展的需要,也是实现共同富裕的需要。

五、人工智能发展、生产方式变化

与全体人民精神生活共同富裕的实现及人的自由全面发展

精神生活共同富裕、人的自由全面发展体现了全体人民在心理、情感、精神、人格、能力、社会关系等方面的满足和发展的状态,达到这样的状态需要社会提供必要的条件,前文已经阐述了人工智能发展推动生产力发展及社会财富积累的条件,人工智能的发展还将为此准备其他条件。

1.人工智能发展与旧分工的消除

马克思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这样畅想未来的共产主义社会:“任何人都没有特殊的活动范围,而是都可以在任何部门内发展,社会调节着整个生产,因而使我有可能随自己的兴趣今天干这事,明天干那事,上午打猎,下午捕鱼,傍晚从事畜牧,晚饭后从事批判”。该论述引发了人们的一些困惑:如此频繁按照自己意愿转换工种和工作,生产过程如何衔接?社会化大生产难道不再需要严格的劳动纪律了吗?未来社会的生产难道不是社会化大生产吗?了解了前述人工智能发展及应用趋势后,我们不能不惊叹于马克思恩格斯对于未来社会发展和人的解放的科学预测。如前所述,尤其在物质生产领域,随着人工智能发展及大规模替代人的劳动,自动化生产成为物质财富生产的重要方式甚至主要方式,自然力成为物质财富生产的主要贡献者,人的劳动主要分布在生产过程中的创造性领域和精神性领域。也就是说,随着人工智能的快速发展和应用,社会化大生产进一步向前发展,社会将建立以人工智能等技术为中心的物质生产的分工协作体系,社会化大生产对于生产和操作的高度纪律性的要求实际上交给了以人工智能为核心的技术系统。这样,人就从把人强制地长期甚至终身束缚在某一个职业上或某一局部活动范围的旧分工中解放出来。当然,生产对于管理、技术发明等创造性劳动和精神性劳动的需要仍然是存在的,对于劳动纪律的要求也同样存在,但由于这些劳动的创造性和精神性的特点,本身就要求劳动者少受羁绊与约束,即便在当今社会,对这类劳动者的要求也相对灵活。以人工智能等技术为中心建立物质生产的分工协作体系,为将劳动者灵活地纳入生产过程提供了条件;在劳动者服从工作的基本要求、基本纪律的基础上,可以允许劳动者相对自由地选择工作时间、劳动和工作方式、工作场所等,使劳动者所受束缚减少,能更加愉悦地参加工作。由于以人工智能等技术为中心、以自动化为特点的生产体系能生产出足够多的产品和财富供人们富裕地生活,除了规律性地参与生产体系的劳动者,如企业的管理者、研发人员、部分岗位的工作人员之外,其他人当然就可以按照自己的兴趣参加劳动和活动;这种劳动和活动可能是生产性的和经营性的,比如在法律允许的范围内到山上打猎、到河里钓鱼等,劳动所获成果可以自己消费,也可以通过市场销售给他人,满足社会的需要;更多的劳动和活动是非生产性的、非经营性的,比如参加公益劳动、参加体育锻炼、艺术活动等。这样,人们就基本实现了活动的自由。

人工智能的发展和应用推动旧分工的消除,辅以社会教育体系的发展完善、公共服务的全面提供,为全体人民精神生活共同富裕的实现和人的自由全面发展奠定了基础。为生存而进行的激烈竞争的减少甚至消除、教育体系的发展完善,为人们心理安康、精神健康奠定了基础,人的活动自由使人们得以参加各种劳动和活动,改善“干中学”体系,加上公共服务和教育体系的发展完善,为人们知识的积累、人格的发展、能力的全面发展、社会关系的全面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

2.人工智能发展、劳动力转移与精神产业的发展

全体人民精神生活共同富裕的实现、每个人的自由全面发展,一方面需要社会提供足够的物质、精神财富及良好的其他条件,且个人拥有支付和获取能力,另一方面取决于个人能够将社会的精神财富转化为个人财富,能够利用社会体系来充实、完善和发展自己。社会提供的精神财富或条件,首先是社会、家庭等为个人生存成长发展提供的文化、文明和观念等环境,其次是政府及相关机构提供的教育体系、公共服务和其他服务,最后是精神产品的供给。前两者有赖于经济和社会的发展,以及政府与其他社会机构的努力,精神产品的供给则依赖于企业等市场主体的生产经营。

学者们对于精神产品已有一定研究,对于精神产品内涵与外延的理解有所不同。考虑到相应的研究目标,本文采用外延较为宽泛的精神产品的概念,认为精神产品(含服务,下同)是主要以它的精神内容满足人们需要的劳动产品。人工智能的发展将推动生产精神产品的产业(即精神产业)的发展。

产业的发展是供给和需求相互作用的产物。从需求端来看,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和社会进步,随着人们物质生活满足程度的提高,人们将更加注重情感需求、精神需求和自我实现需求的满足。在供给端,人工智能发展将为精神产业的发展注入新的发展动力。如前所述,因人工智能不具有精神性和创造性,所以人工智能难以替代精神性劳动和创造性劳动。精神性劳动是指以知识或审美的构思、表达或精神交流作为劳动的重要内容、能够满足人们精神需要的劳动。广义精神性劳动包括情感性劳动和狭义精神性劳动,前者主要满足人们情感交流的需要,后者则生产出精神产品满足人们的情感或精神需要。随着人工智能的快速发展和全面应用,人工智能将逐渐全面替代非精神性的重复性劳动,而创造性劳动中包含的大量重复性劳动也易被人工智能替代导致基于创造性劳动的岗位及就业增加会比较有限,因此,基于精神性劳动的岗位和就业将成为人工智能发展背景下人们就业的主要领域。

随着人工智能大规模替代人的劳动,在新的收入分配体系建立之前,社会将面临巨大的就业压力,此时,政府势必大力推动精神产业的发展,推动劳动力向这些产业流动,为这些产业发展注入强大发展动力。在生产和消费相互影响的作用机制下,进一步促进精神产业发展及对于精神产品需求的发展,从而保证精神产品的充足供给。

3.人工智能发展与闲暇时间的增加

闲暇时间是指人们从事直接生产活动以外用于休息、娱乐和发展个人才能的时间,也称为余暇时间。随着生产力的发展,人们不必把吃饭睡觉之外的所有时间都用在生产生活必需品上,而是有一些空闲时间供自己支配。从再生产的角度,闲暇对于产出增加和效率提高具有重要的作用;对于个人,闲暇时间的增加意味着工作负担的减轻,意味着快乐和活动自由,也意味着个人的成长和发展。马克思认为:“从整个社会来说,创造可以自由支配的时间,也就是创造产生科学、艺术等等的时间。”自由时间包括个人受教育的时间、发展智力的时间、履行社会职能的时间、进行社交活动的时间、自由运用体力与智力的时间、以至于星期日的休息时间。可以看出,闲暇时间的增加对于全体人民精神生活共同富裕的实现和人的自由全面发展具有极为关键的意义。

在人工智能替代劳动的过程中,为了减轻失业率快速上升的压力,政府必然会缩短在职劳动者的劳动时间,从而减少劳动供给,这直接增加了劳动者的闲暇时间。随着人工智能大规模替代人的劳动,自动化生产成为社会生产的重要方式甚至主要方式,人们的闲暇时间进一步大幅增加。

人工智能的发展对于共同富裕的实现是较大的挑战,但更是巨大的机遇。作为一种战略性技术,人工智能发展对于生产力发展、所有制结构调整、分配制度的变化以及人的解放和发展的影响都是根本性的,从而为共同富裕的实现奠定坚实的基础。同时,人工智能及其影响的发展又是剧烈的、跳跃式的,而经济结构、社会结构和人们观念的调整却需要时间。这就要求学术理论界对于人工智能及其影响的发展趋势作出科学的判断,以便政府和社会能够作出主动调整,降低经济和社会运行的震荡,加快人们实现共同富裕的步伐,其中,我们应格外关注人工智能发展背景下经济结构的变化、分配制度的发展、教育体系的调整以及人们观念的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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