话语塑形是标识话语创制与话语转化的学术范畴，它反映了话语在回应时代主题过程中的样态表达和意义呈现。马克思在《经济学手稿（1857—1858年）》中指出：“劳动是活的、塑造形象的火；是物的易逝性，物的暂时性，这种易逝性和暂时性表现为这些物通过活的时间而被赋予形式。”马克思所讲的“塑造形象”具体指主体对象化的劳动活动过程及其被赋予的形式，学术界一般把它简称为“塑形”（shaping），以指代“人类劳动活动为我性地改变物性对象存在形式的生产和再生产过程”。塑形意味着“物质存在在人的劳动中获得一种异质于自身自然存在形式的易逝性和暂时性的新形态”，而话语塑形则主要指理论体系建构过程中思想表达与话语运用呈现的“新样态”，它既以独特的概念和新颖的范畴形式表征着理论体系的思想内涵，也以“链条式”的话语创制和话语转化勾勒着理论发展的“足迹”。在《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一文中，为了“共同阐明我们的见解”，恩格斯运用观之有形、叙之有物、触之有感的唯物史观叙事，客观呈现了“通过批判旧世界发现新世界”的理论逻辑、“在劳动发展史中找到了理解全部社会史的锁钥”的历史逻辑、在“理想的意图”勾勒中生成“理想的力量”的实践逻辑，为我们揭示了马克思主义在“扬弃”德国古典哲学基础之上的话语塑形规律。在当代中国，深入系统地开展恩格斯在《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一文中的话语塑形逻辑研究，对于“提炼展示中华文明的精神标识和文化精髓，加快构建中国话语和中国叙事体系”具有重要借鉴意义，也为“创造属于我们这个时代的新文化，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提供了方法论启迪。
一、“通过批判旧世界发现新世界”的理论逻辑进行观之有形的话语塑形
在《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一文中，“通过批判旧世界发现新世界”构成了恩格斯唯物史观话语塑形的基本理论逻辑。“批判旧世界”意味着话语表达充分体现“与德国哲学的意识形态的见解的对立”，这需要把“从前的哲学信仰清算一下”，以便更好地、全景式地呈现“马克思制定的唯物主义历史观”，它反映了恩格斯的唯物史观叙事是“以批判黑格尔以后的哲学的形式来实现的”；“发现新世界”意味着在回应时代主题的过程中，恩格斯通过新的话语创制与传统话语转化，实现对唯物史观的“辩证方法和共产主义世界观的比较连贯的阐述”。“通过批判旧世界发现新世界”的话语塑形，反映了观之有形、“破立结合”的唯物史观叙事方式，正如恩格斯所指出的，“越来越有必要把我们同黑格尔哲学的关系，我们怎样从这一哲学出发又怎样同它脱离，作一个简要而又系统的阐述”。在这里，恩格斯强调马克思主义的思想构境与话语塑形离不开黑格尔哲学，是“从这一哲学出发”的，同时，恩格斯也明确表示，马克思主义的科学体系建构与话语表达必须“同它脱离”，不能继续重复黑格尔的“旧哲学体系”及其话语表达了，应当系统批判黑格尔哲学成为普鲁士王国国家哲学的“神圣化”行为，在扬弃黑格尔哲学“唯心主义装饰”的过程中恢复其革命性的哲学思想；同时，恩格斯针对费尔巴哈“除了矫揉造作的爱的宗教和贫乏无力的道德以外，拿不出什么积极的东西”的“半截”唯物主义者的形象作了深刻的剖析，揭示了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是借助“抽象的人”彰显“思想上的形象”，强调“费尔巴哈没有走的一步，必定会有人走的。对抽象的人的崇拜，即费尔巴哈的新宗教的核心，必定会由关于现实的人及其历史发展的科学来代替”。恩格斯关于黑格尔哲学“唯心主义装饰”和费尔巴哈“半截”唯物主义的批判话语，在很大程度上形象生动地展现了唯物史观叙事必须克服的“理论羁绊”，对其批判的话语运用与转化在一定意义上变成了对马克思主义科学体系“观之有形”的话语塑形，进而为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远在德国和欧洲境界以外，在世界的一切文明语言中都找到了拥护者”作出了历史性贡献。
第一，恩格斯“扬弃”黑格尔哲学“合理内核”的话语塑形，厘定了哲学的基本问题。在《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一文中，恩格斯批判了黑格尔关于“凡是现实的都是合乎理性的，凡是合乎理性的都是现实的”这一哲学命题与话语表达，认为这“显然是把现存的一切神圣化，是在哲学上替专制制度、警察国家、专断司法、书报检查制度祝福”，它客观上使哲学丧失了应有的批判功能，甚至“不论哪一个哲学命题都没有像黑格尔的一个著名命题那样引起近视的政府的感激和同样近视的自由派的愤怒”，更何况，“黑格尔的这个命题，由于黑格尔的辩证法本身，就转化为自己的反面”。恩格斯的论述直指黑格尔哲学话语塑形与思想构境的内在矛盾，虽然黑格尔哲学曾经“包括了以前任何体系所不可比拟的广大领域”，甚至“阐发了现在还令人惊奇的丰富思想”，但最终这一“‘体系’被炸开并被抛在一旁了”，取而代之的是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它以“美文学的、有时甚至是夸张的笔调赢得了广大的读者，无论如何，在抽象而费解的黑格尔主义的长期统治以后，使人们的耳目为之一新”，“直截了当地使唯物主义重新登上王座”。这里的“美文学”“夸张的笔调”本身反映了唯物史观叙事话语塑形的基本样态和独特效果，直接导致唯物主义的强势回归，尤其是“重新登上王座”这一“观之有形”的话语塑形，为人们理解唯物主义的历史发展呈现了生动的视觉形象。在此基础上，恩格斯理直气壮地阐明“全部哲学，特别是近代哲学的重大的基本问题，是思维和存在的关系问题”，一扫传统哲学尤其是黑格尔哲学关于哲学基本问题的话语颠倒、“无聊臆想”的论证方式，清晰厘定了近代哲学的基本问题、基本观点和基本范畴，精准阐释了唯心主义和唯物主义两大阵营划分的科学依据，并对思维和存在的同一性问题作出了肯定的回答。恩格斯“扬弃”黑格尔哲学“合理内核”的话语塑形，首次把思维和存在的关系问题清晰地厘定为哲学的基本问题，强调“对这些以及其他一切哲学上的怪论的最令人信服的驳斥是实践，即实验和工业”，实现了唯物史观叙事的视觉化、现实化的话语塑形，从而为马克思主义的科学发展及现实应用扫清了理论障碍。
第二，恩格斯论证世界是“过程的集合体”的话语塑形，阐明了物质世界的发展规律。针对黑格尔把自然界看作思维“外化”产物的“霸权”话语，即“采取自然必然性的形式，经过新的发展，最后在人身上重新达到自我意识”的唯心主义话语塑形，甚至一再强化自然界的“这种概念的自己运动是从来就有的”这一在唯心主义自然观基础上形成的认识物质世界及其发展规律的错误观点，恩格斯明确指出：“在黑格尔那里，辩证法是概念的自我发展。绝对概念不仅是从来就存在的（不知在哪里？），而且是整个现存世界的真正的活的灵魂……然后它使自己‘外化’，转化为自然界”，这种观点显然是一种“把现实事物看做绝对概念的某一阶段的反映”的颠倒性认识，违背了唯物主义基本原理。基于此，恩格斯强调，马克思主义把“概念看做现实事物的反映”，并指出，“世界不是既成事物的集合体，而是过程的集合体，其中各个似乎稳定的事物同它们在我们头脑中的思想映象即概念一样都处在生成和灭亡的不断变化中，在这种变化中，尽管有种种表面的偶然性，尽管有种种暂时的倒退，前进的发展终究会实现”。恩格斯关于“过程的集合体”的话语运用，一方面阐述了马克思主义对事物存在及其发展变化的规律性认识，强调物质世界的运动内在地包含着事物的发展变化；另一方面也从话语塑形维度描摹了发展作为事物变化中前进的、上升的运动，代表着新事物的产生、旧事物的灭亡是不可逆转的新陈代谢规律的“形象画卷”。世界是“过程的集合体”思想的话语塑形，为人们勾勒了一切事物都在变化发展之中、不存在永恒不变的事物的动态画卷。从形式上看，它反映了事物在时间上的持续性和空间上的广延性的交替；从内容上看，它反映了事物在运动形式、形态、结构、功能和关系上的持续更新。恩格斯关于世界是“过程的集合体”这一“观之有形”的唯物史观叙事的话语塑形，在科学揭示马克思主义关于自然、社会和人类思维的最一般、最普遍、最深刻、最基础的规律的同时，为马克思主义“以近乎系统的形式描绘出一幅自然界联系的清晰图画”。
第三，恩格斯关于批驳“历史至多不过是一部供哲学家使用的例证和图解的汇集”的话语塑形，揭示了“历史进程是受内在的一般规律支配的”的社会发展规律。在19世纪中后期的德国，“哲学讲席都被那些故弄玄虚的折中主义的小识小见之徒占据了”，“把唯物主义庸俗化的小贩们，根本没有突破他们的老师们”的陈词滥调，甚至许多人关于人类历史的理解依然停留在黑格尔关于历史“只是概念的自己运动的翻版”的认识阶段，认为“历史至多不过是一部供哲学家使用的例证和图解的汇集”，“小识小见之徒”“小贩们”“例证和图解”等这些“观之有形”的话语表达，深深地影响着当时的人们历史观的形成和对德国古典哲学的理解。恩格斯在批驳这些错误观点时，明确提出“历史进程是受内在的一般规律支配的”历史唯物主义观点，强调在社会历史领域，作为社会上先进的、富有创造力的人们创造的产物，新事物必然战胜旧事物：“资产阶级所代表的生产力起来反抗封建土地占有者和行会师傅所代表的生产秩序了；结局是大家都知道的：封建桎梏被打碎了”。在资本主义制度确立之后的社会生产中，随着生产相对过剩的出现和广大人民群众的日益贫困化、越来越无产阶级化，生产的社会化和生产资料资本主义私人占有之间的矛盾日益激化，“这个矛盾必然要求通过改变生产方式来使生产力摆脱桎梏”。无产阶级作为先进生产力代表终将登上历史舞台，投身于争取解放全人类的阶级斗争之中，并在解放全人类的过程中最终解放自己。因此，恩格斯断定：“在现代历史中，国家的意志总的说来是由市民社会的不断变化的需要，是由某个阶级的优势地位，归根到底，是由生产力和交换关系的发展决定的。”在这里，恩格斯不仅阐明了社会历史进程发展的一般规律，而且从物质生产活动出发深刻揭示了历史发展的动力系统：既论述了“生产力和交换关系”在历史发展中的决定性作用、阶级斗争在阶级社会发展中的动力作用，又进一步探讨了人民群众对历史发展的推动作用，强调“与其说是个别人物，即使是非常杰出的人物的动机，不如说是使广大群众、使整个整个的民族，并且在每一民族中间又是使整个整个阶级行动起来的动机”。恩格斯对马克思主义群众史观和“历史合力”理论“观之有形”的话语塑形，极大地丰富和发展了唯物史观的重要内容和叙事方式。
第四，恩格斯关于批判“没有任何事情是作为预期的自觉的目的发生”的话语塑形，阐释了人的思维发展规律。恩格斯认为，费尔巴哈是一个“下半截是唯物主义者，上半截是唯心主义者”的哲学家，“把唯物主义这种建立在对物质和精神关系的特定理解上的一般世界观同这一世界观在特定的历史阶段即18世纪所表现的特殊形式混为一谈了。不仅如此，他还把唯物主义同它的一种肤浅的、庸俗化了的形式混为一谈”，使唯物主义日益呈现出“机械唯物主义”的偏见和窘境。在恩格斯看来，费尔巴哈“不是生活在现实的、历史地发生和历史地确定了的世界里面”，“就形式讲，他是实在论的，他把人作为出发点；但是，关于这个人生活的世界却根本没有讲到，因而这个人始终是在宗教哲学中出现的那种抽象的人。这个人不是从娘胎里生出来的，他是从一神教的神羽化而来的”。在这里，恩格斯运用“娘胎里生”“从一神教的神羽化”等生动形象的话语表达，旨在揭示马克思主义必须摆脱宗教哲学中那种“抽象的人”而寻找通向现实世界的道路，其立足点应当是“现实的人”，不是“和现实世界分离”而“退入孤寂生活”的人，因为“在社会历史领域内进行活动的，是具有意识的、经过思虑或凭激情行动的、追求某种目的的人；任何事情的发生都不是没有自觉的意图，没有预期的目的的”。恩格斯关于“具有意识的、经过思虑或凭激情行动的、追求某种目的的人”的话语塑形，既揭示了唯物史观生成与发展的逻辑起点，也进一步阐释了人的思维发展规律。离开“现实的人”，马克思主义就会陷入抽象的“思想上的形象”之中，因此，“用观念的、幻想的联系来代替尚未知道的现实的联系，用想象来补充缺少的事实，用纯粹的臆想来填补现实的空白”是无法建构马克思主义的科学体系的。
概言之，在《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一文中，恩格斯依据“通过批判旧世界发现新世界”的话语塑形逻辑，形象生动地诠释了马克思主义发展中“立”与“破”的辩证关系。正如恩格斯所指出的，“像对民族的精神发展有过如此巨大影响的黑格尔哲学这样的伟大创作，是不能用干脆置之不理的办法来消除的。必须从它的本来意义上‘扬弃’它，就是说，要批判地消灭它的形式，但是要救出通过这个形式获得的新内容”。恩格斯唯物史观叙事“观之有形”的话语塑形，正是“通过批判旧世界发现新世界”的逻辑主线而展开的，黑格尔哲学的“革命方面即辩证方法被接过来了”，费尔巴哈关于“物质不是精神的产物，而精神本身只是物质的最高产物”的观点得到了进一步的丰富发展。通过批判吸收德国古典哲学中黑格尔辩证法思想和费尔巴哈唯物主义思想的合理成分，恩格斯进一步完善了由他和马克思共同创立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及其话语体系。恩格斯明确强调：“我们不仅生活在自然界中，而且生活在人类社会中，人类社会同自然界一样也有自己的发展史和自己的科学。”恩格斯的这一论述客观上指明了唯物史观叙事的话语塑形必须遵循自然、社会和人类思维发展的一般规律，随着自然科学领域中划时代发现的相继呈现，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内容与话语表达也必然得到丰富与发展。
二、依据“在劳动发展史中找到了理解全部社会史的锁钥”的历史逻辑进行叙之有物的话语塑形
在《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一文中，恩格斯依据“在劳动发展史中找到了理解全部社会史的锁钥”的历史逻辑，在批判和分析德国古典哲学的同时实现了唯物史观“叙之有物”的话语塑形。这里的“叙之有物”既指恩格斯唯物史观叙事的话语塑形样态具体而充实，又指这是一种立足“物质”与“存在”的唯物史观叙事。恩格斯对“马克思制定的唯物主义历史观”的阐释，既着眼于回应马克思主义思想构境的话语表达与时代主题的辩证关系，又科学描摹与系统勾勒劳动发展史与全部社会史之间的辩证关系。在《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一文中，恩格斯高度重视对德国古典哲学话语的“扬弃”，并结合马克思主义思想构境的客观需要对德国古典哲学中的许多词汇、概念、范畴等话语载体作了批判性转化和时代性应用，为唯物史观叙事的话语塑形作出了历史性贡献。恩格斯明确指出：“科学越是毫无顾忌和大公无私，它就越符合工人的利益和愿望”。马克思主义要“为人类求解放”开辟新道路，必须对传统哲学话语作出符合劳动发展史与社会发展史要求的革命性变革，因为“每一个时代的理论思维，包括我们这个时代的理论思维，都是一种历史的产物，它在不同的时代具有完全不同的形式，同时具有完全不同的内容”，马克思主义与德国古典哲学是内容完全不同的思想体系，具有完全不同的话语塑形和表达样态是其题中应有之义。恩格斯发出了振聋发聩的灵魂之问：“在他们的迂腐晦涩的言词后面，在他们的笨拙枯燥的语句里面竟能隐藏着革命吗？”恩格斯的这一论述，强烈地批判了当时德国的哲学教授们宣扬黑格尔哲学时话语塑形的失败，当然，这种失败的根源在于黑格尔唯心主义思想的抽象性，没有充分反映人类的认知规律和社会发展规律，这种“迂腐晦涩的言词”“笨拙枯燥的语句”的确言之无物，既无助于思想表达以“解释世界”，更无助于人们形成“改变世界”的实践活动。恩格斯的批判话语，实际上从反面论证了唯物史观叙事的话语塑形应当遵循“在劳动发展史中找到了理解全部社会史的锁钥”的历史逻辑。
第一，恩格斯唯物史观叙事的话语塑形，充分彰显了科学回应时代主题的价值引领意蕴。马克思恩格斯曾经指出：“语言是一种实践的、既为别人存在因而也为我自身而存在的、现实的意识。语言也和意识一样，只是由于需要，由于和他人交往的迫切需要才产生的。”在马克思恩格斯看来，语言是时代和实践的产物，是交往的基本中介和主要载体，开展社会交往必然要重视语言，即话语的表达，唯物史观叙事的话语塑形是建立在语言，即“振动着的空气层、声音”这一物质基础之上的。在《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一文中，恩格斯既批判了德国古典哲学严重背离劳动发展史而“拖着一根庸人的辫子”，同时也警示人们开展唯物史观叙事的话语塑形必须“完全摆脱德国庸人的习气”。唯物史观认为，真理是标志主观与客观相符合的哲学范畴，是对客观事物及其规律的正确反映，人们追求真理是为了正确认识客观世界，进而积极改造客观世界。恩格斯指出：“真理是在认识过程本身中，在科学的长期的历史发展中，而科学从认识的较低阶段向越来越高的阶段上升，但是永远不能通过所谓绝对真理的发现而达到这样一点，在这一点上它再也不能前进一步，除了袖手一旁惊愕地望着这个已经获得的绝对真理，就再也无事可做了。在哲学认识的领域是如此，在任何其他的认识领域以及在实践行动的领域也是如此。”恩格斯关于真理的这一论述，一方面，阐明了真理性认识的形成，必然要经历从认识的较低阶段向高级阶段发展的过程，真理具有客观性、相对性和绝对性，真理的内容必须正确反映客观事物及其规律，作为主观符合客观的真理具有相对确定性和发展的无限性；另一方面，形象地阐明了在一定社会条件下人们对真理的认识总是有限的、不完善的，“所谓绝对真理的发现”不符合唯物史观。因此，恩格斯唯物史观叙事的话语塑形，充分彰显了科学回应时代主题的价值引领意蕴，避免被“绝对真理”及其相关话语所误导。
第二，恩格斯唯物史观叙事的话语塑形，充分反映了立足劳动发展史的认识生成意境。在《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一文中，恩格斯系统分析了人类认识发展的历史过程，生动形象地描述了远古人由于不理解身体结构而产生“灵魂对外部世界的关系”：“关于个人不死的无聊臆想之所以普遍产生，不是因为宗教上的安慰的需要”，而是因为人们的“普遍愚昧”，“通过自然力的人格化，产生了最初的神”，并通过“超世界的形象”和“抽象化过程”，形成当时的人们对思维和存在关系的原初性认识，显然，这种原初性认识的形成是建立在生产力水平低下、人类劳动发展史仍处于“原始的丰富性”的基础之上的。随着生产力的发展与人类劳动技能的改进，人们逐渐意识到，“在从笛卡儿到黑格尔和从霍布斯到费尔巴哈这一长时期内，推动哲学家前进的，决不像他们所想象的那样，只是纯粹思想的力量。恰恰相反，真正推动他们前进的，主要是自然科学和工业的强大而日益迅猛的进步”。恩格斯关于“自然科学和工业的强大而日益迅猛的进步”的话语表达，意味着这一时期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与人类劳动能力的提升，人们已经逐渐认识到德国古典哲学原初话语表达的抽象与荒谬，马克思主义的话语塑形要想更科学、更精准地传播马克思主义，实现“以科学的理论武装人，以正确的舆论引导人，以高尚的精神塑造人”的认识生成意境，必须立足劳动发展史，遵循人类社会实践的客观规律，而不是靠“晦涩难懂的哲学语言”，因为这种话语“堆砌”越多，“所造成的混乱就越大”，距离唯物史观“叙之有物”的话语塑形要求越远。因此，恩格斯明确强调：“问题在于使关于社会的科学，即所谓历史科学和哲学科学的总和，同唯物主义的基础协调起来，并在这个基础上加以改造。”恩格斯的这一论述，实际上蕴含着马克思主义的话语塑形必须充分反映人类劳动发展史的唯物史观意境，随着社会实践的发展以及人类劳动方式的改进，马克思主义的思想构境与话语塑形也必然在“叙之有物”的唯物史观样态呈现中与时俱进地丰富与发展。
第三，恩格斯唯物史观叙事的话语塑形，客观内蕴着理解全部社会史“锁钥”的意图。在《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一文中，恩格斯指出：“历史同认识一样，永远不会在人类的一种完美的理想状态中最终结束；完美的社会、完美的‘国家’是只有在幻想中才能存在的东西；相反，一切依次更替的历史状态都只是人类社会由低级到高级的无穷发展进程中的暂时阶段。”恩格斯的论述，一方面强调全部社会历史同认识一样，总要经历由低级到高级的过程，不完美才是现实，完美的社会、完美的“国家”在现实中是不存在的；另一方面也为人们指明了理解马克思主义话语塑形的历史逻辑，即马克思主义的话语塑形一定要紧密结合人类社会发展史来阐释，否则只能导致“无聊的臆想”。话语总是在回应时代主题的过程中产生的，而“主题是特定时代和具体历史阶段提出的主要任务、展现的主要矛盾和面临的主要挑战，因而其决定了天下大势、人心向背”。恩格斯指出，“人们总是通过每一个人追求他自己的、自觉预期的目的来创造他们的历史，而这许多按不同方向活动的愿望及其对外部世界的各种各样作用的合力，就是历史”，强调唯物史观的话语塑形必须以此彰显其理解全部社会史“锁钥”的意图，既充分回应时代主题，又彰显人类社会的发展规律，这样的话语塑形才能产生透过劳动发展史理解全部社会史，进而实现“解释世界与改变世界”的价值引领效应。在当时的德国，对马克思主义的话语塑形主要是为人们扫清“德意志意识形态”带来的“思想迷雾”，引领人们正确认识“存在和发展归根到底都应该从社会的经济生活条件中得到解释”的唯物史观。否则，背离唯物史观的话语塑形只能导致一些人陷入“纯粹思想的力量”之中，这种话语塑形“在科学上就是开倒车，而在实践上只是一种暗中接受唯物主义而当众又加以拒绝的羞羞答答的做法”。
总之，在《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一文中，恩格斯依据“在劳动发展史中找到了理解全部社会史的锁钥”的历史逻辑，对马克思主义进行了“叙之有物”的话语塑形。习近平总书记明确指出：“话语的背后是思想、是‘道’。”恩格斯对马克思主义的话语塑形，既反映了“马克思制定的唯物主义历史观”，又为人们“在劳动发展史中找到了理解全部社会史的锁钥”，这种话语塑形既是对时代主题的理论回应，也是对唯物史观系统而连贯的阐述。马克思主义要深入人心、引领人们的思想和行为，必须克服“抽象而费解的黑格尔主义的长期统治”，其话语塑形应当能够使人“耳目为之一新”，应当“叙述得很用心、很明白”，应当有助于消除意识形态上的颠倒，不可把“哲学用语堆砌得太多”。归根结底，唯物史观叙事的话语塑形应当在正确反映劳动发展史的过程中形成具有吸引力、渗透力的新鲜话语、流行话语，进而运用生机勃勃的、接地气的话语表达解读社会发展史、引领人们“创造历史”。
三、遵循在“理想的意图”勾勒中生成“理想的力量”的实践逻辑进行触之有感的话语塑形
如果说“观之有形”“叙之有物”反映唯物史观的具象化样态，是一种旨在使唯物史观摆脱概念化约束、使科学理论以自我解放的物质“外壳”呈现的话语塑形，“触之有感”则更多地体现为科学理论所蕴含的精神理念“内核”，是一种旨在将唯物史观的“内核”理论思维以互动体验的艺术文化样态融入日常生活，在理论与现实的互动中使人们潜移默化地接受科学理论的艺术表达、审美熏陶和思想启迪，进而提升人们对科学理论的认同感以及运用科学理论的获得感和成就感。马克思指出，“光是思想力求成为现实是不够的，现实本身应当力求趋向思想”。马克思主义的真理性、科学性，不仅通过科学性与革命性相统一的思想体系（内容）予以表达，还应当在现实生活中生成科学、精练、准确的话语表达（形式），通过“观之有形”“叙之有物”“触之有感”的形式与科学内容的有机统一，充分彰显马克思主义的思想伟力。恩格斯充分认识到唯物史观叙事中话语塑形尤其是“触之有感”的极端重要性，他在《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一文中明确指出：“外部世界对人的影响表现在人的头脑中，反映在人的头脑中，成为感觉、思想、动机、意志，总之，成为‘理想的意图’，并且以这种形态变成‘理想的力量’。”在这里，恩格斯强调了“理想的意图”对人类实践活动开展的极端重要性，而“理想的意图”的生成离不开“触之有感”的马克思主义与现实生活实践的良性互动，在这种良性互动中“理想的意图”又以目标导向的方式催生人们前行的精神动力，为人们开展社会实践提供“理想的力量”。毫无疑问，恩格斯唯物史观叙事的话语塑形是成功的，它遵循在“理想的意图”勾勒中生成“理想的力量”的实践逻辑进行“触之有感”的话语塑形，科学、精练、准确地表达了马克思主义的科学内涵，而且成功地提升了人们对马克思主义的认同感以及运用马克思主义的获得感和成就感，从而极大提升了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性、真理性、影响力和传播面。
第一，恩格斯唯物史观叙事的话语塑形，彰显了“为人类求解放”的“理想的意图”。习近平总书记指出：“马克思主义博大精深，归根到底就是一句话，为人类求解放。”唯物史观叙事的话语塑形“要精，要管用”，必须服务于“为人类求解放”的“理想的意图”，它“已经不再是为了抽象的哲学目的；问题已经直接是要消灭传统的宗教和现存的国家了”；它已不仅仅是哲学思想和话语表达的交锋与碰撞了，而是揭示了阶级斗争中马克思主义与资产阶级意识形态话语权博弈的阶级本质。正如恩格斯所指出的，马克思主义“一开始就主要是面向工人阶级的，并且从工人阶级那里得到了同情”。“面向工人阶级”意味着马克思主义的话语塑形是以民族化、时代化、大众化的表达方式直抵工人阶级和广大劳动人民的内心，反映了其“为人类求解放”的价值诉求和“理想的意图”；“从工人阶级那里得到了同情”是其“触之有感”的唯物史观话语塑形的样态呈现与实践效应。显然，恩格斯唯物史观叙事的话语塑形，不仅仅是为了厘清“思维和存在的辩证关系”以解释世界，关键在于引领广大人民群众投身于“为人类求解放”的伟大事业以改变世界。这里的解放，不是“以美文学的词句代替了科学的认识，主张靠‘爱’来实现人类的解放”，而是“在现实的世界中并使用现实的手段才能实现真正的解放”。人民群众对“现实的世界”“现实的手段”是“触之有感”的，不是寄希望于“彼岸的世界”，唯物史观叙事给人提供的“理想的意图”是可触、可知、可感的，是以“此岸的世界”的目标引导和激励着人们“一切全靠我们自己”。恩格斯唯物史观叙事的话语塑形，客观彰显了在“理论武装群众”过程中促使人民群众积极投身“为人类求解放”的伟大事业的“理想的意图”。
第二，恩格斯唯物史观叙事的话语塑形，凸显了“使现存世界革命化”的实践方式。马克思恩格斯曾经指出：“对实践的唯物主义者即共产主义者来说，全部问题都在于使现存世界革命化，实际地反对并改变现存的事物。”这一论述清晰地阐明了无产阶级开展革命斗争的目标和基本方式，而话语塑形是实现意识形态或哲学思想由抽象的理论形态走向现实生活的基本载体，作为解释世界与改变世界的样态表达，“实际地反对并改变现存的事物”意味着既要在社会实践中善于以革命斗争的形式破坏一个旧世界，还要善于建设一个新世界，这一斗争的“最高表现就是全面革命”，它既包括政治革命，也包括社会革命，而这些革命都必须遵循在“理想的意图”勾勒中生成“理想的力量”的实践逻辑。“使现存世界革命化”是马克思主义话语塑形的重要内容和基本方式，它必须让人民群众对马克思主义所阐明的科学理论可触、可知、可感，意味着必须破除唯心主义给人们虚构的所谓的完美的社会、完美的国家、完美的理想状态等种种幻象以及费尔巴哈的“爱”之“神谕”，因为这些“在现实世界面前，是和康德的绝对命令一样软弱无力的”。因此，正确认识“人类社会由低级到高级的无穷发展中的暂时阶段”，有必要从“现实的个人”出发探讨无产阶级的历史使命和马克思主义的话语塑形之间的辩证关系，毕竟，“当人们还不能使自己的吃喝住穿在质和量方面得到充分保证的时候，人们就根本不能获得解放”。恩格斯唯物史观叙事的话语塑形，既立足于“现实的个人”，又在“现实的世界”赋予话语表达异质于德国古典哲学中话语“自然存在形式”的易逝性和暂时性的新形态。恩格斯明确指出：“一切争取解放的阶级斗争，尽管它必然地具有政治的形式（因为一切阶级斗争都是政治斗争），归根到底都是围绕着经济解放进行的”。在一定意义上说，恩格斯的这一论述将“使现存世界革命化”的实践活动具象化，围绕“经济”而展开，使其唯物史观叙事的话语塑形“触之有感”，并通过马克思主义的话语表达引领“现实的个人”在具体的、历史的实践活动中实现“使现存世界革命化”的奋斗目标。
第三，恩格斯唯物史观叙事的话语塑形，揭露了资产阶级精神追求的“根本性蜕化”。恩格斯指出：“在包括哲学在内的历史科学的领域内，那种旧有的在理论上毫无顾忌的精神已随着古典哲学完全消失了；起而代之的是没有头脑的折中主义，是对职位和收入的担忧，直到极其卑劣的向上爬的思想。”在这里，恩格斯辛辣地讽刺了资产阶级在精神追求上的“根本性蜕化”，作为“时代精神的精华”的哲学，既不研究“单个事实之间的重大联系方面的决定性进步，即把这些联系概括为规律”，又不反映“思维过程本身的规律”及历史进程蕴含的“内在规律”，其哲学已经全面蜕变、呈现出普遍反对历史活动的客观规律、“否定认识活动的最高追求是探索客观真理和历史规律”的现实样态。在恩格斯看来，资产阶级处于上升时期时，以黑格尔为代表的唯心主义哲学家尚且能够把人类历史理解为一个有规律的发展进程，体现了毫无顾忌地探索和追求真理的科学精神；但是，资产阶级在取得统治地位之后，“哲学家的书房”逐渐被“证券交易所”所取代，“对职位和收入的担忧”取代了“纯粹科学研究的兴趣”，资产阶级逐渐在“证券交易所筑起自己的殿堂”，追求经济利益和维护阶级统治的“历史使命”使其哲学全面蜕化为“极其卑劣的向上爬的思想”。这些“触之有感”的话语塑形生动形象地描述了资产阶级精神追求的“根本性蜕化”。相反，唯物史观叙事的话语塑形，必须清晰厘定与阐释人类利益追求之先进与落后的客观标准，必须坚决维护人民利益和遵循人类历史进程的内在规律，必须在保持“伟大理论兴趣”和坚信历史进步的前提下持续探索“为人类求解放”的现实路径，这也是进行唯物史观叙事话语塑形的历史观前提。
第四，恩格斯唯物史观叙事的话语塑形，优化了历史唯物主义思想的“问题的形式”。一提到历史唯物主义思想，人们就会想到马克思恩格斯关于历史唯物主义的经典表述：“一切历史冲突都根源于生产力和交往形式之间的矛盾”。任何背离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矛盾运动的所谓历史唯物主义表述，在认识上都是错误的，在实践上都是有害的。在《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一文中，恩格斯批判了“黑格尔所尊崇的”“国家是决定的因素，市民社会是被国家决定的因素”的观点，明确指出：“在现代历史中，国家的意志总的说来是由市民社会的不断变化的需要，是由某个阶级的优势地位，归根到底，是由生产力和交换关系的发展决定的。”恩格斯在批判黑格尔及其他唯心主义哲学家错误“国家观”的同时，旗帜鲜明地阐释了马克思主义国家观，借助话语塑形生动阐释了历史唯物主义思想中“国家”的本质及其话语塑形方式。在论及意识形态问题时，恩格斯明确指出：“人们头脑中发生的这一思想过程，归根到底是由人们的物质生活条件决定的，这一事实，对这些人来说必然是没有意识到的，否则，全部意识形态就完结了。”意识形态的形式纷繁芜杂、千变万化，不管是“普遍化”“庸俗化”还是“让群众的切身利益披上宗教的外衣出现”的“神圣化”的现象，恩格斯都给我们提供了分析、理解和把握意识形态的“问题的形式”，即从“人们的物质生活条件”出发理解形形色色的意识形态，从而在话语塑形过程中客观优化了历史唯物主义思想分析的“问题的形式”。
质言之，恩格斯唯物史观叙事的话语塑形是一种“触之有感”的话语表达方式，充分彰显了马克思主义作为“彻底的唯物主义”的“理想的意图”。如果说，“观之有形”“叙之有物”主要从形式维度凝练和表达了唯物史观叙事的“精神气质”，而“触之有感”则更能体现唯物史观叙事话语塑形的样态呈现及其给人们带来的认同感、获得感和成就感。一般而言，“内容与形式是从构成要素和表现方式上反映事物的一对范畴。内容指构成事物的一切要素的总和，形式指把诸要素统一起来的结构或表现内容的方式”。恩格斯运用“触之有感”的唯物史观叙事，在扬弃黑格尔“在自己的体系中以最宏伟的方式概括了哲学的全部发展”的思想与费尔巴哈尝试开启却无法追寻的“抽象王国通向活生生的现实世界的道路”思想的基础上，借助独特的话语塑形生动诠释与科学勾勒了马克思主义的科学体系，克服了以往唯物论哲学话语塑形的局限性，把唯物主义原则贯彻到自然、社会和人类思维发展的各个领域，丰富完善了他与马克思共同创立的马克思主义，实现了人类思想史的革命性变革，为人们清晰勾勒了马克思主义的结构体系和“思想大厦”，从而为人们更好地“解释世界”与“改变世界”提供了“批判的武器”。
四、恩格斯唯物史观叙事的话语塑形对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启示
唯物史观叙事旨在“借助历史事件发生的社会场景和历史人物的形象特征与话语表达，深刻揭示社会变迁的深层动因和律动规则”，而唯物史观叙事的话语塑形，旨在通过观之有形、叙之有物、触之有感的唯物史观叙事彰显其话语塑形的“理想的意图”，反映一定历史活动中唯物史观叙事的话语创制、话语转化及其实践效应，在很大程度上展示唯物史观叙事的“以言行事力量”。在《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一文中，恩格斯在阐释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诞生及其在哲学领域引起的革命性变革时，首次把思维和存在的关系问题概括为哲学的基本问题，系统阐发了社会动力论等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甚至宣称“现在无论在哪一个领域，都不再是从头脑中想出联系，而是从事实中发现联系了”。恩格斯遵循“通过批判旧世界发现新世界”的理论逻辑、“在劳动发展史中找到了理解全部社会史的锁钥”的历史逻辑、在“理想的意图”勾勒中生成“理想的力量”的实践逻辑，运用观之有形、叙之有物、触之有感的唯物史观表达方式，揭示了马克思主义同德国古典哲学之间的批判继承关系和本质区别，为捍卫和传播马克思主义作出了巨大的历史性贡献。在当代中国，深入开展恩格斯唯物史观叙事的话语塑形逻辑研究，对于“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不断构筑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乃至展现可信、可爱、可敬的中国形象，具有方法论借鉴意义。
第一，恩格斯唯物史观叙事的话语塑形，为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提供了精神标识凝练理路。唯物史观叙事的基本出发点是尊重历史、尊重事实，因此，科学理论的思想构境与话语塑形，都必须遵循“通过批判旧世界发现新世界”的理论逻辑、“在劳动发展史中找到了理解全部社会史的锁钥”的历史逻辑、在“理想的意图”勾勒中生成“理想的力量”的实践逻辑，如果其叙事“是为一切时代、一切民族、一切情况而设计出来的……它在任何时候和任何地方都是不适用的”。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建设既是“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对中华五千多年文明宝库进行全面挖掘，用马克思主义激活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富有生命力的优秀因子并赋予新的时代内涵，将中华民族伟大精神和丰富智慧更深层次地注入马克思主义，有效把马克思主义思想精髓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精华贯通起来，聚变为新的理论优势，不断攀登新的思想高峰”的实践活动，也是客观展示“中华文明的突出特性，在新的历史起点上不断构筑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的现实样态，其精神标识凝练必须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植根于中国的历史文化土壤与现实国情，既为当代中国人生活方式的时代建构提供“理想的意图”，也应当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乃至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提供“理想的力量”。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在人类思想史上，就科学性、真理性、影响力、传播面而言，没有一种思想理论能达到马克思主义的高度，也没有一种学说能像马克思主义那样对世界产生了如此巨大的影响。”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精神标识凝练，既要充分体现马克思主义的巨大真理威力和强大生命力，又要彰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真正“把马克思主义思想精髓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精华贯通起来、同人民群众日用而不觉的共同价值观念融通起来”。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精神标识凝练，应当有助于持续坚守中国共产党的文化领导权和中华民族的文化主体性，改善人民群众生活品质、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厚植人民幸福之本，夯实国家富强之基，为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提供有力支撑。
第二，恩格斯唯物史观叙事的话语塑形，为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提供了传统文化扬弃方法。针对德国古典哲学中的优秀传统文化，恩格斯主张“必须从它的本来意义上‘扬弃’它，就是说，要批判地消灭它的形式，但是要救出通过这个形式获得的新内容”。恩格斯唯物史观叙事中“扬弃”理论的话语塑形，为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提供了极具针对性的方法论指导。众所周知，中华民族有5000年的文明史，形成了浩如烟海、源远流长、博大精深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新时代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必须植根本国、本民族的历史文化沃土，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如此，才能使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根深叶茂。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们决不能抛弃马克思主义这个魂脉，决不能抛弃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这个根脉。坚守好这个魂和根，是理论创新的基础和前提。理论创新必须讲新话，但不能丢了老祖宗，数典忘祖就等于割断了魂脉和根脉，最终会犯失去魂脉和根脉的颠覆性错误。”习近平总书记的这一论述，非常精准地把握了恩格斯“扬弃”理论的思想精髓：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对于中国精神发展和人民精神家园建构起了巨大历史作用，它构成了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根脉”，因此，绝对不能采取“干脆置之不理的办法”，而是要在回应时代课题的过程中结合实践的需要对其进行积极“扬弃”，在彰显中华文明突出特性的过程中形成中国精神的时代表达，不断凝聚为新的理论优势，在马克思主义这个“魂脉”的指导下持续吸取人类优秀思想文化资源，进而形成“用以观察时代、把握时代、引领时代的理论”，形成兼容并蓄、博采众长的理论大格局大气象，为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和中华民族精神家园提供时代内容和方法论借鉴。
第三，恩格斯唯物史观叙事的话语塑形，为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提供了意识形态分析框架。众所周知，“马克思去世后，有些理论派别出于不同的目的，将其以生产力为基石的历史唯物主义进行庸俗化、简单化、机械化处理，并给其贴上‘经济决定论’‘经济唯物主义’‘社会宿命论’等标签”。恩格斯唯物史观叙事的话语塑形，尤其是其对“意识形态与国家”辩证关系分析的话语塑形，在很大程度上有力驳斥了这些错误观点。恩格斯认为，意识形态“归根到底是由人们的物质生活条件决定的”，它不能构成历史发展的真正动力，而“国家作为第一个支配人的意识形态力量出现在我们面前”，实际上是国家职能的意识形态化，借用国家政权来维护统治阶级的利益，意识形态成为紧紧包裹在国家身上的一种国家形式，国家呈现出独特的意识形态本质。“任何意识形态一经产生，就同现有的观念材料相结合而发展起来，并对这些材料作进一步的加工；不然，它就不是意识形态了，就是说，它就不是把思想当做独立地发展的、仅仅服从自身规律的独立存在的东西来对待了。”在这里，恩格斯系统阐释了意识形态的阶级本质，强调现有的观念材料在现实性上为意识形态生成提供了基本内容和观念形式，意识形态总是对现有思想观念材料的加工和发展。恩格斯唯物史观叙事的话语塑形，为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提供了意识形态分析框架。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实质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人民占统治地位的物质关系”的思想映像，必须反映人民至上的价值理念与利益追求，“尊重人民首创精神，注重从人民的创造性实践中总结新鲜经验，上升为理性认识，提炼出新的理论成果，着力让党的创新理论深入亿万人民心中，成为接地气、聚民智、顺民意、得民心的理论”，真正“构建和运用中华文化特征、中华民族精神、中国国家形象的表达体系，不断增强各族群众的中华文化认同”。
第四，恩格斯唯物史观叙事的话语塑形，为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提供了“活生生的”现实道路。在《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一文中，恩格斯强烈批判了费尔巴哈“对抽象的人的崇拜”，主张马克思主义话语塑形必须“面向工人阶级”，主张通过探索“现实的人及其历史发展的科学”为马克思主义发展开辟道路，进而开辟“抽象王国通向活生生的现实世界的道路”。从理论上说，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是作为理论形态的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体系化、学理化的构建过程，也是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科学样态在现实世界的呈现过程。习近平总书记指出：“马克思主义之所以影响深远，在于其以深刻的学理揭示人类社会发展的真理性、以完备的体系论证其理论的科学性。”中华民族现代文明要想“直抵人心”，富有感召力，必须科学回应当代中国发展所面临的现实课题，“不断地探寻世界的真实存在、事物的真实面貌和对事情真相的追问”，从而为中华民族精神家园的建构提供科学指引与丰富内容；从实践上说，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必须关注“现实的、活生生的人，就必须把这些人作为在历史中行动的人去考察”，“必须走好群众路线，决不能闭门造车、坐而论道、流于空想”，否则，难以形成科学的理论，难以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华民族现代文明中焕发出强大生命力、彰显出强大的真理力量。恩格斯唯物史观叙事的话语塑形，强调开辟“抽象王国通向活生生的现实世界的道路”，强调对“现实的人”的关注应当转向工人阶级，在解放全人类的历史进程中最终解放工人阶级自身，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必须全心全意依靠人民群众，必须高度重视“人民的智慧、人民的探索、人民的创造”，只有充分调动人民群众投身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历史进程之中，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现实道路才能越走越宽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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