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论】
“四种形态”是挺纪在前的行动指南
监督执纪“四种形态”是对党的十八大以来党风廉政建设实践经验的科学总结，体现了依规治党、关口前移的新要求，反映出我们党对管党治党规律的深刻把握，为加强纪律建设、推进全面从严治党，特别是深入开展党风廉政和反腐败斗争提供了重要遵循，是挺纪在前、从严执纪的行动指南。落实监督执纪“四种形态”，对各级党组织和纪律检查机关提出了新的更高的要求。
一、“四种形态”的提出，意味着管党治党的“范围更广”
什么叫“全面从严”？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全面从严治党，核心是加强党的领导，基础在全面，关键在严，要害在治。”
实现“基础在全面”，就要落实在以下方面：
在内容上全领域。全面从严治党，不单是抓反腐败斗争，而是涵盖了党的建设五大布局，在党的思想建设、组织建设、作风建设、反腐倡廉建设和制度建设等五个方面，都要落实全面从严的要求，都要严格落实六大纪律。要通过监督执纪“四种形态”的实践和运用，把党的五大建设和六大纪律落到实处。
在对象上全员化。党的纪律是针对所有党员的，抓的是全党的纪律，而不是少数违法犯罪者的纪律。要用纪律管全部，每一名党员、每一个党组织都在其中，否则从严治党就不可能做到“全面”。用好“四种形态”，就是要既管住“全体”，护好“森林”；又管住“重点”，治病树、拔烂树，坚决查处极少数。
在工作上全力抓。要做到党委班子“不松手”、主要领导“不甩手”、班子成员“不缩手”、监督机构“敢出手”、方方面面“齐动手”。
在责任和过程上全覆盖。要把管党治党的政治责任体现到党的建设各个领域，落实到党的各级组织，党员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责无旁贷。在过程上要体现全程性。反腐败只有进行时，没有休止符。
二、“四种形态”的提出，意味着正风反腐的“力度更大”
“四种形态”提出后，也出现了一些杂音，揣测这是不是意味着反腐转向、节奏放缓、力度减弱？甚至有人认为，反腐败就要刀枪入库、马放南山、鸣锣收兵。
绝对不是！事实上，如此混淆视听的杂音曾多次出现。比如，在提出全面依法治国、依规管党治党之后，在提出“把纪律和规矩挺在前面”之后，都曾冒出反腐败将由治标转向治本的所谓“转向论”、“节点论”、“拐点论”，出现了“少查案少抓人”、“反腐将见好就收”等奇谈怪论。这些论调无论出于什么目的，也无论是源于对反腐败前景的善良担忧或是一些腐败分子自身对“反腐应该歇一歇”的内心渴望，很显然，都是对反腐败形势的误判。
“天涯无净土，各地区各部门只有问题多与少的区别，没有没问题的。”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纪委六次全会上再次强调，当前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形势依然严峻复杂，并明确提出“两个没有变”，也就是“党中央坚定不移反对腐败的决心没有变,坚决遏制腐败现象蔓延势头的目标没有变”。形势决定任务，问题倒逼行为。反腐败没有歇口气一说，惩治腐败这一手任何时候都决不能放松。
三、“四种形态”的提出，意味着对严重违纪和涉嫌违法的行为“查处更严”
“四种形态”从对象上讲，越往后人数越少；从性质上讲，越往后越严重；从处理上讲，越往后查处越严；从影响上讲，越往后震慑力越大。前两种形态重在面向全体、面向大多数加强教育，以有效防范；后两种形态重在针对“少数”和“极极少数”严肃查处，以形成震慑。
但是，提出“严重违纪的重处分、作出重大职务调整应当是少数”、“严重违纪涉嫌违法立案审查的只能是极极少数”，绝不意味着查处要放松、降格以求，绝不意味着对违法犯罪的腐败分子以纪代法、高举轻放，“极极少数”也不意味着惩处数量的绝对减少，而是要通过实践“四种形态”，以零容忍的态度最大限度减少腐败存量、遏制腐败增量，真正实现“应当是少数”“只能是极极少数”这一目标。
从这个意义上讲，用好监督执纪“四种形态”，加大对“少数和极极少数”的查处力度，是在当前反腐败斗争形势依然严峻复杂背景下、在反腐败尚未取得压倒性胜利的情况下，一项坚决有力的治理措施。
四、“四种形态”的提出，意味着各级党组织管党治党的“任务更重”
实践“四种形态”，就是要求各级党组织必须承担起教育管理党员之责，加强日常管理，加强动态监管，落实“严管就是厚爱”的理念，真正管到位、严到份。
其中，最重要的是落实好第一种形态，把好第一道关口，要求各级党组织和全体党员要自觉拿起批评和自我批评的武器，“让咬耳扯袖、红脸出汗成为常态”，以实现党内关系正常化，这是最基础的工作，其工作量也最大、抓起来也最难，最需要“精耕细作”、常抓不懈；最及时的是落实好第二种形态，让“党纪轻处分和组织处理要成为大多数”，体现抓早抓小、动辄则咎，防止“小错”成“大错”；最紧迫的是落实好第三种形态，使“严重违纪的重处分、作出重大职务调整应当是少数”的“病树”及时得以挽救；最严厉的是落实好第四种形态，让严重违纪涉嫌违法立案审查的“极极少数”“烂树”得到应有惩罚，以形成强有力的震慑。
以上“四种形态”层层设卡、环环紧扣，抓好前一种形态，就筑起了一道堤坝，就会不断减少后一种形态的数量；后一种形态执行到位，就亮起了一盏红灯，就会反过来倒逼前一种形态成为常态。
五、“四种形态”的提出，意味着对纪律检查机关的“要求更高”
有人认为，对严重违纪的重处分、作出重大职务调整“应当是少数”，而严重违纪涉嫌违法立案审查的“只能是极极少数”，意味着纪律审查的任务就要减轻了，这同样是对“四种形态”的误解，是把纪律检查机关等同于党内公检法机关、把执纪监督职能等同于查处违法犯罪这一惯性思维的体现。
实践“四种形态”是纪律检查机关面临的一个全新的课题，要求纪律检查机关在理念思维上，必须强化纪律思维，坚持纪法分开、纪在法前、纪严于法，把纪律和规矩挺在前面；在职责定位上，要回归党章原教旨，发挥党内专门监督机关的作用，执好纪、问好责、把好关；在工作内容上，要着眼于构建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的“三不”机制，防“未病”，治“小病”，医“大病”；在执纪策略上，要坚持快查快结，缩短审查周期，涉嫌违法的及时移送司法机关，让所有违纪行为都进入纪律审查视野，这是最根本的预防，也是最有力的执纪。
（ 原载《中国纪检监察报》2016年4月27日）
【二论】
运用“四种形态” 把握“五个关系”
监督执纪“四种形态”既是落实全面从严治党要求的战略考量，是把纪律挺在前面的具体体现，也是管党治党的精准标尺，是做好监督执纪问责工作的操作手册，必须准确把握、善加运用。为此，就要处理好五个关系。
一、在监督对象上，要处理好“面向全体”与“突出重点”的关系
用纪律管得住领导干部这个“关键少数”， 也管得了8800万党员这个“最大多数”，才叫全面从严。
过去存在一种倾向，在工作导向上，单纯认为纪委就是办案的，以办大案要案来论英雄，对轻微违纪问题听之任之；在工作重点上，习惯于重惩轻防，只要领导干部不违法，违反纪律就是“小节”；在审查模式上，习惯于贪大求全、吃干榨尽，增加了管理成本和风险隐患，以致形成要么“好同志”、要么“阶下囚”的状况。
实践证明，“四种形态”是非常有效管用、系统科学的监督执纪方式，深入推进全面从严治党，体现了对党员干部的严管厚爱。通常状态下，查处干部不是目的，教育挽救干部才是根本。“四种形态”的每一种形态都是从严治党的利器，都很好地诠释了“严是爱、松是害”的道理。把握运用好“四种形态”，就是为了有效阻断违纪进程，以常态化严管干部的方式，做到“防患于未然”、“治病于初发”，做到用纪律的尺子来衡量每一名党员干部的行为，用严管体现厚爱。
二、在演变过程上，要处理好“量的积累”与“质的变化”的关系
党员干部“破法”，无不始于“破纪”。党员守住了纪律，就不至于滑向违法犯罪的深渊。“四种形态”的提出，正是基于对从“小错”到“大错”、从轻微到严重、从违纪到违法这一从量变到质变规律的准确把握，前移监督执纪关口，通过批评教育以“勤浇树”、组织处理以“正歪树”、纪律处分以“治病树”、立案审查以“拔烂树”。
可以说，纪律是把尺子，“四种形态”就是刻度，它把握了党员干部从“破纪”到“违法”的演变路径，设立层层防线，把反腐败工作深入到了“破纪”之初。
从这个意义上讲，“四种形态”正是严明纪律的具体化，是监督执纪的精准化。这就要求必须把纪律和规矩挺在前面，抓早抓小，动辄则咎，按照“四种形态”的内在逻辑，严格区分党员干部违纪犯错的不同情形、性质类别和轻重缓急，保证运用监督执纪方式与违纪人员的错责程度相适应、相匹配，实现精准执纪、规范执纪，不断提高监督执纪“精准度”，做到对症施策，精准诊疗，以实现对全体党员和各级党组织从严监督管理。
三、在查处问题上，要处理好“抓早抓小”与“查大要案”的关系
落实“四种形态”、注重抓早抓小，就是要针对党员领导干部存在的苗头性、倾向性问题，早警示、早纠正、早处理，决不养痈遗患，放任自流。具体工作中，要把工作目标从注重“盯违法”向注重“盯违纪”转变，把工作手段从注重“抓大放小”向注重“抓早抓小”转变，把工作重点从注重“惩处极少数”向注重“管住大多数”转变，把工作着力点放到协助党委抓纪律、管纪律、维护纪律、执行纪律上来，重点围绕政治纪律、组织纪律、廉洁纪律、群众纪律、工作纪律和生活纪律来加强和改进纪律审查工作，特别是突出抓好政治纪律和组织纪律。
落实“四种形态”，绝不意味着放松了查处。不能因为强调抓全面、管多数，就对“少数和极极少数”腐败分子以纪代法、高举轻放。只有利剑高悬，不定指标，上不封顶，才能警钟长鸣，形成不敢腐的有力震慑。
当然，对党员违纪问题的查处，具体适用于哪一种形态，必须根据被审查人的违纪事实、性质、情节和危害等，实事求是地作出处理。既不能把全面从严治党等同于仅处理少数有严重违纪问题的干部，也不能把涉嫌违法犯罪问题“大事化小”，当作轻微违纪行为进行处理，更不能人为地增加或减少某种形态，刻意营造看似漂亮的“四种形态”分布图。对“极极少数”严重违纪的党员干部，丝毫不能放松，该深查的要深查，该移送司法机关的要及时移送依法处理，这才是实事求是、依规治党的体现。
四、在工作措施上，要处理好“纪律措施”与“组织措施”的关系
纪律处分和组织处理都是党组织对有问题的党员进行教育、管理、监督的措施，是坚持惩处与保护相结合、贯彻宽严相济政策的必要手段，是党要管党、从严治党的重要体现，也是发挥党纪政纪惩处作用与党组织自我调整功能的最佳结合点。只有正确地处理好两者之间的关系，才能把两种手段结合起来，积极稳妥地处理好各类违纪案件。
纪律处分与组织处理之间既有明显区别，又有紧密联系；二者不能相互替换，既不能以纪律处分代替组织处理，也不能以组织处理代替纪律处分。单独使用或与纪律处分同时使用组织处理，有利于抓早抓小、防微杜渐。但在过去的工作实践中，存在着组织措施运用不够的问题。有的认为干部存在的问题不严重，不想进行组织处理；有的认为组织处理有难度，不愿进行组织处理；有的怕得罪人，不敢进行组织处理，如此等等，影响了执纪效果。
因此，用好监督执纪“四种形态”，就需要针对具体的个案，综合运用纪律处分和组织处理的“双处理”手段，发现问题该提醒的提醒，该教育的教育，该处理的处理，使纪律处分与组织处理二者相辅相成、互为补充。
五、在执纪主体上，要把握好“主体责任”与“监督责任”的关系
“四种形态”既是问题清单，也是责任清单，既需要党委在管党治党中主动担当，也需要纪委在纪律审查等方面积极作为。
落实“四种形态”，是各级党组织落实全面从严治党主体责任的内在要求。有的党委对运用好监督执纪“四种形态”肩负的主体责任缺乏足够认识，认为“四种形态”前面有“监督执纪”四个字，就应该是纪委的主业主责，甘当“甩手掌柜”，这是不对的。用好“四种形态”，是对各级党组织落实全面从严治党主体责任提出的明确要求。党委必须抓党建、抓党风，这是职责所在、使命所系。“四种形态”，无论是批评教育、组织处理、纪律处分、立案审查，都是从严治党的具体措施，都需要在各级党组织领导下组织实施。因此，把握运用好监督执纪“四种形态”是各级党委的基本职责，各级党委责无旁贷。
用好“四种形态”，是各级纪委的分内之责。各级纪委作为党内监督的专责机关，要找准职责定位，把监督执纪问责做深做细做实，在线索处置、纪律审查、执纪审理各个环节，都要以纪律为尺子。在线索处置环节，要按重点解决问题线索管理尚未做到全覆盖、处置不及时、监督不到位的问题。在纪律审查环节，要善于聚焦“六大纪律”进行监督执纪问责，扭转过去那种纪法不分，试图把所有涉嫌违法犯罪问题都查深查透的习惯做法。在执纪审理环节，要重点解决过去对涉嫌违法犯罪问题的审核投入过多力量，实际上成了司法机关“预审室”的问题，实现由以往重点审理涉嫌违法犯罪问题向聚焦审理违纪问题转变。
（ 原载《中国纪检监察报》2016年5月4日）
【三论】
“四种形态”的方法论意义
方法论是世界观的体现，世界观解决的是“是什么”的问题，方法论解决的是“怎么办”的问题。毛泽东同志在《党委会的工作方法》中指出：“领导工作不仅要决定方针政策，还要制定正确的工作方法。”监督执纪“四种形态”体现了依规依纪管党治党、把纪律和规矩挺在前的要求，既是全面从严治党的理论创新，也是指导执纪监督工作实践的方法论。从方法论的角度来看，运用好监督执纪“四种形态”，关键是要做到“五抓”：
一、抓“全”，做到 “既见树木、又见森林”
全面从严治党要管全党、治全党。监督执纪“四种形态”正是着眼于管全党、治全党提出的方法措施，适用于每一个党组织、每一名党员，谁都不能置身事外，充分体现了管党治党的“全面”性。
所以，运用“四种形态”，必须确立“全面”意识，做到全员化教育、全方位监督、全程化管理。要面向全党，全面推进党的“五大建设”，全面落实党的“六大纪律”，让每一名党员把党章党规、把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铭刻于心、落实于行，以实现整个“森林”的枝繁叶茂。决不能用惩处少数问题干部来替代对全体党员的教育，只见“树木”，不见“森林”，那就会使多数党员处于“脱管”或“失管”状态，长此以往，必然会导致政治生态环境的污染和破坏，其后果是十分严重的。
为此，就需要掌握党员干部廉情“大数据”，做到“胸中有数”。既要关注党员、干部思想动态、工作表现，也要注意其生活作风和情趣，发现问题及时引导纠正，把党员干部成长发展全过程、工作生活各领域、思想行为各方面都置于严格监督之下，促使党员干部谨言慎行、严格守纪。
二、抓“严”，做到“言出纪随、寸步不让”
“坚持党要管党、从严治党”，这是党的建设的根本方针。必须以纪律为尺子衡量党员干部的行为，对违纪问题发现一起就查处一起，提高纪律执行力，维护纪律严肃性。“四种形态”层层深入，对应的问题由轻到重，采取的措施越来越严，适用的人数由多到少，充分体现了管党治党的 “从严”要求。
运用“四种形态”的核心，就是把纪律挺在前面，用严明的纪律管住各级党组织和全体党员，发现问题就要提提领子、扯扯袖子，使红红脸、出出汗成为常态；对问题严重的，就要打手板、敲警钟，该组织处理的组织处理，该纪律处分的纪律处分，从而做到思想教育从严、党内生活从严、监督执纪从严、干部管理从严、问责追究从严，助推全面从严治党严到细处、严到实处。
三、抓“早”，做到“防患未然、惩前毖后”
习近平同志指出：“过去形成了这么一种现象，就是不到违法的程度大家都可以‘包容’、‘宽容’，到了违法就由他去吧。这是对党和干部不负责任的表现。”监督执纪“四种形态”的提出，充分体现了“严管就是厚爱”的理念，体现了抓早抓小、有病就马上治、发现问题就及时处置的行动自觉。
治病宜早，防患宜小。不抓“早”，就会问题成堆，形成顽症，导致查不胜查；不抓“小”，就会姑息纵容，养痈为患，导致蚁穴溃堤。所以，必须坚持纪严于法、纪在法前，动辄则咎，坚决克服“违纪只是小节、违法才去处理”的不正常状况，用纪律管住全体党员。
“四种形态” 深刻切中了党员违纪现象的共性规律，具体地描绘出从量变到质变的梯度轨迹，精准地提出了由轻到重的应对之策，小病有小病的批评教育、中错有中错的挽救措施、大过有大过的严肃惩处。“四种形态”环环相扣，前者是后者的堤坝，后者是对前者的震慑；前一道堤坝筑得越牢，滑向后者的人数自然会越来越少；后一种问题查处的越是及时坚决，就越能形成“不敢腐”的威慑。
四、抓“实”，做到“对症下药、分类施治”
纪律是管党治党的一把尺子，“四种形态”是执纪监督的精准刻度，划出了治病救人的层层防线，是“把纪律和规矩挺在前面”的制度细化 ，是监督执纪的重要遵循和具体路径，是进行辩证诊疗、分层治理的操作指南。
“四种形态”具有很强的针对性。第一种形态，病在腠理，医之以“汤熨”。对出现苗头性、倾向性问题的，及时咬耳扯袖、红脸出汗，点刹、叫停，促其猛然警醒、悬崖勒马，让批评和自我批评成为党内生活的常态，以发挥预防功能，防止越过纪律“底线”。第二种形态，病在肌肤，医之以“针石”。对存在小毛病、小问题的，及时给予党纪轻处分或组织处理，及时纠偏，以发挥惩戒功能，防止小错变大错。第三种形态，病在肠胃，医之以“火齐”。对严重违纪的，及时予以党纪政纪重处分、作出重大职务调整，以发挥挽救功能，防止滑为“阶下囚”。第四种形态，病在骨髓，医之以“猛药”。对严重违纪涉嫌违法立案审查的极极少数“害群之马”，必须以零容忍态度坚决清除，以发挥震慑功能。
可见，只有准确理解和把握“四种形态”内涵,我们才能有的放矢,正确处理“树木”与“森林”的关系,区分 “小毛病”与“大问题”、“破纪”与“破法”、“轻处分”与“重处理”、“极极少数”与“绝大多数”的界限,适时有针对性地做到“勤浇树”、“正歪树”、“治病树”、“拔烂树”,切实把监督执纪问责做深做细做实,从而维护整片“森林”的健康生态。
五、抓“责”，做到“守土有责、守土尽责”
有权必有责、有责要担当、失职必追究。监督执纪“四种形态”，是强化党内监督的有效途径。党内监督是全党的任务，第一位的是党委监督，党委要任命干部，更要监督干部，不能一谈到监督就只想到纪委或推给纪委。把纪律挺在前面，不是把纪委挺在前面。党委不能向纪委推卸责任，主要负责人不能向班子其他成员推卸责任，上级部门不能向下级部门推卸责任。“四种形态”提出的对党员的批评教育、组织处理、纪律处分等，都是党章规定的主体责任，各级党组织要自觉担当，正如习近平同志指出的：“要把党的领导体现到日常管理监督中，敢于较真，注重日常，抓早抓小，防微杜渐，体现组织严格要求和关心爱护，决不能坐看自己的同志在错误的道路上越滑越远。”
各级纪委要担负起监督责任，敢于瞪眼黑脸，勇于执纪问责。“动员千遍，不如问责一次。”要以眼里揉不进沙子的认真劲儿，加强执纪问责，敢于“较真”、敢于“叫板”，做到有责必问、问责必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