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十八届中央纪委五次全会提出，深入剖析十八大以来查处的典型案例，用好用活反面教材，发挥警示、震慑和教育作用。随着反腐力度的加大，一批官员因贪腐落马。他们在被组织审查时大都作了反省，剖析自己腐化堕落的原因，回忆自己违纪违法的轨迹，有深深的悔恨，还有对人生的感悟。
前车之覆，后车之鉴。这一段段饱含悔意的文字、一次次对贪婪内心的拷问，对广大党员领导干部尤其是心有邪念或已在贪腐边缘的领导干部来说，就是警醒和教育，警示大家：手莫伸，伸手必被捉；教育大家：珍惜清廉名节，走好人生每一步。
曾经豪言壮语、激情燃烧
“我是农民的儿子，出生在粤东北的一个小山村里，从小渴望走出大山。”广东省财政厅原副厅长危金峰的忏悔书这样开篇。
“我的家庭跟随党已有70多年，父母及岳父母都是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走出来的老党员。”江苏省徐州市政协原副主席张引在忏悔书中写道。
翻阅落马官员的忏悔录，常常可以看到这样的开头：“我是农民的儿子”，“我父母都是老师，从小就对我们严格要求”……
不管是出生在农民家庭，还是干部家庭，这些官员大都有一段他们引以为傲的奋斗岁月。
“一晃22年过去，当年那夜以继日、通宵达旦的工作场景还历历在目。”广西壮族自治区发改委原党组成员、副主任廖小波在《我的思想认识》里回忆往昔。
“我曾经是一个高举理想主义旗帜的热血知青。怀着对改革开放的一腔热情我加入了中国共产党，1989年正式成为一名国家公职人员。辛勤的汗水浸润了梦想的土地，我不觉得累。”说这番话的是四川省雅安市委原书记徐孟加。
“我从一个钢铁工人一步步走上领导岗位，背负着组织的信任、人民的重托，但后来放松了要求，价值观出了问题。”国家发改委原副主任、国家能源局原局长刘铁男说，“如果时间能倒流，我应该做两袖清风、心无旁骛干事业的人。我以前确实是这样一个人。”
“红毯铺道”、“各种荣誉披挂满身”，辽宁省广播电视台原台长史联文这样形容自己落马前的“光彩人生”。“当记者，获得新闻界最高荣誉‘范长江奖’，还获得全国五一劳动奖章；当主任，获得国务院特殊津贴；当台长，是新闻界公认的十大领军人物之一。”他说，“这些成绩的取得当然是党组织培养的结果，也包含着自己的艰苦付出和兢兢业业的工作。回顾那时的史联文真是带着一身正气，拼命和忘我地工作着。每当获得荣誉和奖章时，自己都激动不已！”
点评
《诗》曰：靡不有初，鲜克有终。意思是说做人、做事、做官没有人不肯善始，但能够善终的却不多。如果因为这些官员后来落马了，就说他们“一出生就是坏人、一当上公职人员就想着大贪特贪”，显然与事实不符，这也不是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他们也曾有报效国家、服务人民、实现自我价值的抱负，也曾有“5+2”、“白加黑”的忘我工作劲头，也曾为党和人民的事业做出一定的成绩。
不忘初心，方能致远。然而，当他们走上了一定的位置、手握一定的权力、外部诱惑增多之后，逐渐忘记了“初心”，理想不坚定了、信念动摇了、内心失衡了、人生观价值观扭曲了，在外因的诱导下看似偶然实则必然地滑向了违纪违法之路。
曾经忐忑不安、心惊胆战
“记得刚到自治区交通厅工作的那年春节前后，市县领导来厅里，给了我一个3000元的红包，我放在办公桌抽屉里一个星期都没敢碰。”这是廖小波第一次面对红包的态度。
危金峰说：“在（广东）省财政厅当副处长时，基层单位有时会送一点茶水费、红包，当时自己还会拒绝。当处长后有人送1万、2万元的红包、好处费时，心中非常害怕。”
“那些违纪违法所得像是偷来、抢来的钱一样，既让我的贪心得到一时满足，又让我备受党纪党规威慑和尚未泯灭的良知、道德的折磨。”张引说。
“不敢碰”、“诚惶诚恐不敢要”、“非常害怕”、“备受良知、道德折磨”，这些应该是官员们最初面对不义之财时内心的真实写照。
然而，他们没能防微杜渐、果断拒绝，而是找“奖励政策”、“人情往来”这样的借口说服自己收下。
黑龙江省农垦总局党委原副书记李涛说，由最初接受他人钱财时的紧张不安，逐渐变为后来的习以为常；由开始的逢年过节接受礼金，到后来的为人办事收人钱财。但这些违纪违法行为，都被我自我安慰地定为“正常的人情往来”，我在自欺欺人和心存侥幸中，由人民的公仆蜕变为人民的罪人。在廉政风险高的岗位工作的干部多了，面对各种诱惑，许多人很有定力，做得很好。而我，根本原因还是自己主观上出了大问题。
同样的环境中，有些人能够清廉自守，有些人却随波逐流，根本原因是主观上出了大问题。
“由于不注重学习，信仰逐渐淡薄，失去了理想，没有了方向。”张引说，看着那些老板住豪宅开好车，穿名牌出入高档会所，灯红酒绿纸醉金迷，过得何其潇洒自如！比比自己，没日没夜地加班，有时招商引资还要赔笑脸，每个月就拿这点工资，觉得太亏了！我自感层次比他们高，文化水平比他们高，凭什么不如他们？想想心里就失衡。
自古就有为官发财当两道之说，手握实权的党员领导干部却去羡慕富豪的奢华生活，内心岂能不失衡？
